酒杯摔在地上,碎了。酒泼在泥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称帝了。”徐寅说。
长兴四年的初春,延寿溪边又盖起了一间茅舍。比上一间还小,还破。墙是夯的,顶上只铺了一半茅草,另一半用油纸挡着,风大了就呼啦啦响。
是村里几个老秀才凑钱帮着盖的。徐寅今年六十有三了。背更驼了,耳朵也有点背,眼睛还好,穿针不用线。
每天还是天不亮起来,在溪边走两圈,钓一会儿鱼。钓上来的鱼小,指把长,他又扔回去。珠瑛说他:“钓了一辈子,一条没吃过。”
他说:“我又不是为了吃。”
这七年过得静。静得像延寿溪的水,流着流着就忘了时间。徐崇矩在村里教几个孩子读书,束脩就是几家农户凑的米。徐崇范去了泉州,据说在一个商人家里做账房,一年回来一趟。
村里的老周头偶尔来串门,带一把自己种的菜。两个人坐在门槛上喝茶,不说福州的事,不说朝廷的事,就说今年的雨水好不好,橘子甜不甜。
有时候老周头会问:“徐先生,您以前在福州做大官,怎么回来种地了?”
徐寅就笑:“种地好。种地不杀人。”老周头听不懂,也不问了。
谁都以为日子就这么过下去了。
消息是二月里来的。
那天徐寅正在院里晒萝卜干。太阳很好,萝卜切得薄薄的,铺在竹匾上,金黄金黄的。徐崇矩从镇上回来,一进门就站住了。
他脸上的气色不对。“爹。”
“嗯?”
“福州……王延钧称帝了。”
徐寅手里的萝卜干没放下。他问:“几时?”
“正月。在福州南郊筑了坛,祭了天,受了朝。国号闽,改元龙启。”徐崇矩的声音干巴巴的,“追尊他爹王审知为太祖。”
徐寅把手里的萝卜干搁在竹匾上。他转过身,走到桌边。桌上温着一壶酒,是他每天下午要喝的,不多,就两盅。他拿起酒壶,倒了一盅,端起来。手一松。
酒杯摔在地上,碎了。
珠瑛从屋里出来:“怎么了?”
“称帝了。”徐寅说。
珠瑛愣住了。她站在那里,看着地上的碎瓷片,半天没说话。徐寅弯腰,捡起一片碎瓷。瓷片边缘很锋利,他捏着,没割破手。
“他这是把整个福建,放在火上烤。”
他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不高。徐崇矩站在对面,看着他爹的脸,那张脸被七年的风吹日晒磨得又干又黑,像一块老树皮。可那双眼睛里有火。
“后唐那边,”徐崇矩说,“消息传过去,据说皇帝大怒。”
“李嗣源?”
“嗯。说王延钧匹夫敢僭越大号,要发兵讨伐。朝堂上吵了三天。”
“发了吗?”
“没发。”徐崇矩苦笑了一下,“后唐自己也不太平。北边契丹年年犯边,蜀中孟知祥也蠢蠢欲动。抽不出兵来管福建。”
徐寅把那片碎瓷放在桌上。
“发不了兵,也得骂。”他说,“骂归骂,王延钧听不见。”
王延钧在福州干的事,一件一件传过来。
先是大修宫殿。把原来王审知住的王府拆了,新造了一座长春宫,雕梁画栋,用的木头都是从武夷山里砍的千年樟木。运木头的船从闽江下去,堵了几十里水路。
沿路的百姓被征了去抬木头,抬不动的,监工的鞭子就抽上来。
檐下的竹匾边,徐崇矩一直听着。他把手里的竹匾放下,开口了:“再是选美女。十五岁到二十岁,姿色过得去的都要报。县里巴结,直接从人家床上拖人。”
有那贞烈的,投河的上吊的,隔几天就出一桩。莆田这边也送了三个去。其中一个是村西头老周家的二丫头,走的时候她娘哭得昏死过去。
徐寅听着这些,一句一句地听,一句一句地记在心里。王审知一辈子勤勤恳恳,临死还嘱咐后人守好福建,不要惹事。他这个儿子,倒好,把他爹留下的江山,当成了一座戏台。听完了,他说:“疯了。”
珠瑛在旁边听着,手里的针线活停了。她问:“就没人劝劝?”
“谁劝?”徐寅说,“他身边的人,要么是跟着他杀哥哥的,要么是盼着他称帝好升官的。谁劝谁死。”
崇矩低声补了一句:“上个月有个御史上本劝他,第二天人就不见了。”徐寅摆摆手:
“听不得了。”
崇矩站在一边,半晌:“爹,那他再来请咱们,咱们怎么办?”徐寅盯着火堆:
“他抬他的八匹马,我钓我的鱼。”
第三次来请他的人,是十一月到的。
这次不是武将,也不是文士。是个内官,宫里派出来的太监,说话细声细气,但架子比谁都大。他带了礼。不是上次的笔墨纸砚了。
是黄金百两,绸缎千匹,用八匹马驮着,从福州一路走到莆田,把村里的孩子都看傻了。
太监进了院子,先把院子打量了一遍,比上次那个文士看得还仔细。他看到墙上的裂缝,看到灶台上豁了口的锅,看到徐寅身上那件打了三个补丁的旧袍子。他的嘴角抽了一下。
“徐先生。”太监拖长了调子,“陛下——”他咬了咬这两个字,大概自己也嫌别扭,“陛下听说先生在此隐居,特命奴婢前来,召先生赴福州,任开国翰林学士。”
“开国”两个字,他咬得特别重。
徐寅正在钓矶上坐着。那是溪边一块大青石,他坐了几十年,石头都被他磨出了一个屁股印子。他手里握着一根竹竿,线垂在水里,浮子一动不动。他没回头。
太监等了一会儿,见他没反应,又说了一遍:“徐先生?”
“我钓鱼呢。”徐寅说。
“先生——”
“鱼要上钩了。”
太监噎住了。他站在那里,脸上一阵红一阵白。身后那些驮着黄金绸缎的马,在村口打着响鼻,孩子们围着看。
珠瑛从屋里出来,站在徐寅身后。她看了看那八匹马,看了看那些黄金绸缎,又看了看太监的脸。她没说话。她知道这个时候她不能说话。
徐寅还是没回头。浮子动了一下。他手腕一扬,钓上来一条小鱼。指头长,银色的。他把鱼摘下来,放回水里。鱼甩了甩尾巴,游了。
太监站在那里,日头晒着,汗从额头上往下淌。他从来没被人这么晾过。在宫里,他走到哪儿,百官都得给他三分面子。到了莆田,一个钓鱼的老头子,连正眼都不瞧他。
他咬了咬牙。“徐先生,”他说,“您真不再想想?”
“想什么?”徐寅说。
“想那黄金,想那绸缎,想那开国翰林学士的位子。”
徐寅终于回过头来了。他看了太监一眼,又看了看那八匹马,又看了看村口围着的孩子。
“那些东西,”他说,“不是我的。”
他转回头去,重新盯着水面。
“你回去吧。”他说,“鱼要上钩了。”
太监站在那里,站了半天,见徐寅真的不打算再理他,僵在原地,走也不是,留也不是。日头一点点偏西。
珠瑛这才走近两步。“你真不要?”她问。
“不要。”
“那可是黄金百两。”
“黄金是他的。”徐寅说,“我的是这根鱼竿。”
他晃了晃手里的竹竿。竿子是竹子做的,用了几十年,磨得发亮。竿尖上还挂着刚才那条小鱼蹭下来的鳞,在太阳底下一闪。
珠瑛看着他,没再说话。她知道她这个老头子,说什么就是什么,劝也没用。溪水哗哗地流。
太阳一点一点偏西了。
只是那八匹马还停在村口扬起的尘土里。徐寅听出另一层意思,这一次,王延钧把价码抬到了天上。抬得越高,落下来的时候,就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