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一张,烧一张。
高元固在徐家的西厢房,住下了。那间屋子原是堆柴的。徐崇矩赶了一天,把柴搬出去,扫干净,铺上一张旧床。
床板硬,珠瑛从自己床上翻出一床旧棉絮,垫上去。棉絮薄,高元固躺下去,还是硌。他不挑。
他这一年多睡的是荒山野岭,是破庙,是别人家的麦草垛。这会儿有一张床,有一床棉絮,跟天上也差不了多少。
他来的头半个月,不出门。
他白天躺在床上,晚上坐在窗边,看着北边。莆田的冬天不冷,可他还是冷。他把一床被子裹在身上,缩在墙角,一句话不说。珠瑛送饭进去,他吃。吃完,又坐回去。
徐寅不去催他。
徐寅知道,一个人从那种路上走过来,是不能催的。他自己年轻时候从长安逃回福建,也是三个月没说话。有些伤,得自己长。
高元固夜里常做噩梦。珠瑛有几回起夜,听见西厢房里有人喊,喊的是一种她听不懂的话。喊完了,是一阵压着的、长长的哭。她不敢进去。她第二天跟徐寅说。徐寅只是点点头,说:“让他喊。
喊出来,比憋在心里强。”
头半个月,高元固只做一件事,他天天问徐寅,要纸,要墨。
他写字。
他写的是渤海国的字。那是一种夹着汉字和本国俗字的东西,徐寅看不太懂。可他看高元固写。高元固趴在那张旧案上,一笔一画,写得很慢。写一张,烧一张。
烧了一个月,他不烧了。
那天傍晚,徐寅端着一碗姜汤进去。他看见高元固坐在案前,面前摊着一张纸,纸上没写字,就画了一条江。
那条江画得很拙。弯弯绕绕,从纸的这头,绕到那头。江边画了几棵树,树下画了几间房子。
“这是什么?”徐寅问。
高元固抬起头。他的眼睛这一个月,头一回有了点光。
“牡丹江。”他说。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口音很重,“牡”字咬成了“木”,“丹”字拖得很长,像在念一句诗。
“我家,”他指着江边那几间小房子,“在这儿。”
徐寅在他对面坐下。
“说说。”他说。
高元固就说了。
他说牡丹江边上,一到秋天,岸上的柞树全红了。红得像火烧。他小时候,他爹带他到江边捕鱼。江里有一种鱼,叫“细鳞”,肉嫩得一煮就化。他娘把鱼切成片,拌一种野蒜,一屋子香。
他说他们国家的人,家家都把徐先生的赋,用金粉写在屏风上。他小时候识字,头一篇背的,就是徐先生的《人生几何赋》。他背不下来,他娘就用柳条抽他的手心。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作为渤海国的使者,坐船到大唐。那一路上,他做梦都想看见写这篇赋的人。后来他真在莆田看见了。
他记得那天徐先生穿一件青衫,在延寿溪边钓鱼。他上去作了个揖,徐先生回头,笑了笑,说了一句:“坐。”
“就一个『坐』字。”高元固说,“我记了一辈子。”
他又说,他出使那年,从大唐回去,船过渤海,夜里风浪大作。一船的人都在哭,在拜龙王。他一个人,摸出随身带的一卷徐先生的赋,就着烛光,在舱里读。
读到“三皇五帝,不死何归”,风浪就小了。他同船的人都说,是徐先生的文章镇住了海。
“其实哪有什么镇得住。”高元固苦笑,“是我自己心里有了这句话,就不怕了。”
他说着说着,声音又哑了。
“徐先生,”他说,“我那些屏风,都没了。”
徐寅没接话。
“城破的时候,契丹人放了一把火。”高元固的手在抖,“我们家那一屏风的泥金字,我小时候背的那一篇赋——都烧成灰了。”
他抬起头,看着徐寅。
“先生,您的文章,在我们那儿,没了。”
屋里静下来。
灶上的汤罐,咕嘟咕嘟地响。延寿溪的水声,从窗缝里传进来。
徐寅伸手,把那张画着牡丹江的纸,拿起来。他看了很久。
他做了一件事。
他站起来,走到自己的书桌前。他从抽屉里,把他这些年默写、抄录的稿子,抱出来,一抱一抱,抱进西厢房。他把这些稿子,一张一张,摆在高元固面前。
“你的屏风,没了。”他说,“我这儿还有。”
高元固看着面前这一堆稿子,愣住了。
“这是我自己写的。”徐寅说,“我写的每一篇,都在这儿。你要背,你背。你要抄,你抄。你抄一百份,一千份,带回你那个——”
他顿了顿。
“带回你那个没了的家。”
高元固趴在那堆稿子上,又哭了。
这一回哭,跟头一回不一样。头一回是亡国之哭。这一回,他哭得没那么响。他一边哭,一边伸手,一张一张地去摸那些纸。他摸得很轻,像摸一个婴儿的脸。
“先生……”
“别哭。”徐寅说,“人在,文章就在。”
他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
“国没了,可以再立。文章没了,只要有一个人记得,就还在。你记得,我记得。这文章,就死不了。”
高元固抬起头。
“我一个亡国之人,”他说,“能为先生做什么?”
徐寅想了想。
“你留下来。”他说,“在我这儿住下。你给我讲讲牡丹江,讲讲你们国家的事。我老了,走不动了。你替我,把那个地方,记下来。”
他顿了顿,笑了一下。
“我这辈子写文章,写的都是中原的事。我没写过牡丹江。”他说,“你告诉我,我给你写。”
高元固从那天起,就真的在莆田住了下来。
他一开始,不肯白吃白住。他要帮徐家干活。他劈柴,劈得一斧头下去,柴没劈开,自己摔了一跤。
他挑水,扁担压在肩上,走不了三步就换肩。徐寅看着他笑。他也不恼,爬起来再干。
珠瑛看着他那个笨样子,偷偷笑。后来大家就说,这北方客人,别干了,坐着吧。
高元固不乐意:“我吃你们的,不干活,心里堵。”珠瑛笑:
“你劈那两斧,顶半把柴。”徐崇矩在边上补一句:
“摔那一跤,倒把地给平整了。”
他学不会当地的农活,徐寅也不让他学。他每天的事,就是陪着徐寅,在延寿溪边坐着。
村里人起初看他稀奇。一个北地来的蛮子,黄头发深眼窝,说话叽里咕噜。孩子们跟在他背后看。他也不恼。他从怀里掏出那种柳叶形的小木片,给孩子们削小鸟。
孩子们拿了小鸟,就不跟着他了,都回家了。
溪边洗衣的妇人凑在一处咬耳朵:“这北客,倒不凶。”旁边捣衣的接话:
“不凶能给娃削鸟?我家那小的,天天追着他要。”
他也不惯着这边的饭。莆田人吃鱼清蒸,他要生吃。他自己在延寿溪里摸了鱼,切片,蘸一种他自己在野地里找出来的野蒜,拌着吃。徐寅尝了一口,辣得直咳嗽。高元固哈哈大笑。
这是他到莆田以后,头一回笑出声。
珠瑛端着菜出来,正撞见,笑他:“你这么个吃法,肠子不闹?”高元固拍拍肚子,北地腔拖得老长:
“这个,好。”
徐寅钓鱼,他在旁边削一根北地那种柳叶形的木片,削得很精致。徐寅看书写字,他就在旁边,把牡丹江的事,一段一段地讲。讲江边的红树,讲江里的细鳞鱼,讲他小时候被娘用柳条抽手心。
徐寅一边听,一边写。
他写的时候,高元固就站在旁边看。看到不懂的,他就问。徐寅讲一句,他就用北地话,把当年的事再描一笔。
有时候一句话,两人要来回说三四遍,徐寅才弄明白,他说的“细鳞鱼”到底是什么鱼,他说的“柞树”到底是哪种树。
这样一句一句地磨,磨出来的东西,徐寅自己看了,都新鲜。他写了一辈子中原的事,笔下从来没有过这样一条江,这样一种鱼,这样一片红到天边的树。
他后来真写了一组《海东杂记》。不是赋,就是白描。写牡丹江的秋天,写一个北地人的乡愁。这组东西,在他的《钓矶文集》里,是最不起眼的几页。可徐寅自己最看重。
因为这几页,是他晚年唯一的一个异国朋友,讲给他听的。
珠瑛有时候从屋里出来,看见他们俩并排坐在延寿溪边,一下午不说话。
她也不打听。
她只是回去,多热一碗汤。
后来这组《海东杂记》,徐寅收进了自己的文集,排在最末。他谁也没告诉,那几页,是他晚年写得最慢的。
高元固也不知道。他只当是陪着老头聊天,聊一条江,聊一个回不去的家。那几页纸,后来被一个过路的泉州商人抄了去,带上了海船。那船往北,走的正是他当年坐过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