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郑的遗言里说:烧死的不是四个人,是五个。
火场档案里,四具遗骸:周红梅、方大勇、李蔚然、周建军。
老郑说五个。
第五个人,是谁?
顾拾把那台收音机,抱回拾遗堂,锁进保险柜,然后翻出卷一时留的笔记。
他在笔记里,记着一行字:郑福生,1993年11月18日,火场外。
老郑是幸存者。老郑数过现场。
他说五个。
可档案里是四个。
多出来的那一个,是谁?
顾拾想了一整夜。
第二天,他去找宋栀。
宋栀的师兄,帮她搞到了火场当年的原始档案复印件。她摊在桌上,指着最下面一行:“火场勘察记录:过火面积,三层整层及二层局部。清理出遗骸四具,均已无法辨认。其中一具,位于一层过道。”
“一层过道。”顾拾说,“周建军。”
“对。”宋栀说,“周建军倒在一层过道。可老郑说五个。”
顾拾看着那份记录:“宋栀,1993年11月17号晚上,一楼除了周建军,还有谁?”
“白无咎冲进去过,找顾长庚。”宋栀说,“他进过楼。”
“白无咎活着。”顾拾说。
“那第五个……”宋栀说到一半,停住了。
两个人对视一眼。
“老郑说的五个,是‘烧死的’。”顾拾说,“他数的是尸体。”
“四具遗骸里,有一具不是火场的人?”宋栀问。
顾拾摇头:“四具都对上了。周红梅,方大勇,李蔚然,周建军。”
“那第五个呢?”
顾拾没有说话。他站起来,走到窗边,看着外面的天。
“宋栀,”他说,“火场里,有没有可能——有四具以上的尸体,但档案只报了四具?”
宋栀愣住了。
“第五个,”顾拾说,“被人从档案里抹掉了。”
“谁抹的?”
“谁能在1993年,抹掉火场里的一个人?”顾拾说,“赵宝成可以。袁胜可以。无回处,也可以。”
他想起母亲的月票。想起那行字:一月,三台,一台不少。
想起母亲那晚,上到三楼,把第三台收音机,放在那两台旁边。
三台收音机凑齐的那间屋子,是三楼的哪一间?
是谁,把三台收音机,凑到一起的?
“宋栀,”他说,“我能不能查一下,1993年11月17号晚上,电台三楼,都有谁在?”
“查不到。”宋栀说,“楼都烧了。档案也没了。”
顾拾想了想:“楼烧了。可地下的密室,没烧。”
“密室?”
“白处长给我的旧图纸上,画着一间地下室。”顾拾说,“电台楼是七十年代的老楼,底下有一间防空密室。入口在档案库房的地板下面。”
“档案库房,卷一时你跟我说过,烧了。”
“烧的是地上那层。”顾拾说,“地下那层,封着。”
宋栀看着他:“你想下去?”
“第五个人,要是被人从档案里抹掉了,那间密室里,可能有没被抹掉的证据。”顾拾说,“我爹留的那台收音机,1990年就被白无咎挂单了。白无咎挂单的理由,是‘执念未散’。老郑的执念,是第五个人。”
“老郑1990年就死了。”
“不。”顾拾说,“老郑1993年11月18日,还站在火场外面。他是1994年,出车祸死的。”
“1990年,白无咎挂那台收音机的单,那时候老郑还活着。”宋栀说,“那时候,执念就已经在收音机里了?”
“对。”顾拾说,“老郑的执念,1990年就寄在那台机器里了。他那时候就知道,会出事。”
宋栀看着他,沉默了很久:“顾拾,你爹1990年,就已经在查这件事了。”
“我爹不是三年前才开始查的。”顾拾说,“他查了三十年。”
他站起来,把图纸收进怀里:“宋栀,今晚,我去那间密室。你帮我盯着电台旧址的外围。”
“我停职了。”
“停职了,才没人盯着你。”顾拾说。
宋栀看着他,笑了一下:“行。我盯着。”
顾拾走到门口,又回头:“宋栀,还有一件事。周铁师父那晚,是被套牌货车撞的。”
“嗯。”
“我查过了。那辆套牌车,挂的牌照,是宝成物流名下的。”顾拾说,“货车司机,1993年,在宝成建筑干过。”
宋栀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你查到的?”
“王德顺的录音带里,有一段。”顾拾说,“袁胜跟王德顺说的。他说,‘那个老刑警,还在翻旧账。老刑警的女儿,还在队里。你盯紧了。’”
宋栀站在那儿,指甲抠进掌心。
“周铁师父的死,”顾拾说,“是袁胜安排人干的。为了堵他查11·17的嘴。”
宋栀没有哭。她只是攥着拳头,站了很久,说:“顾拾,那间密室,我跟你下去。”
“你盯着外围。”
“我跟你下去。”她重复了一遍,“周建军是死在楼里。周铁是死在路上。我师父没来得及做完的事,我替他做完。”
顾拾看着她,点了头:“行。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