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是徐寅先生?”
一个骑快马的福州人,披了一身霜,跌进门就问。徐寅正在院里劈柴,他放下斧头,在衣襟上擦了擦手。
“我是。”
那人从怀里掏出一封信,封皮都磨毛了。“福州黄府上来的。黄公……走了快三十年了。这是黄公临终前交代儿子留的,说是等先生也到了暮年,再送来。”
徐寅接过信。他的手没抖。他捏着那封信,站在柴堆旁边,站了半晌。珠瑛从灶房出来,看见他站着不动,问他怎么了。他张了张嘴,没说出声。他把信递过去。
珠瑛拆开看了,眼圈一下红了。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伸手扶他。这一回他没躲,由着她扶到屋里,坐在椅子上。
他哭了三天。
第一天,他把自己关在屋里,谁也不见。珠瑛把饭端进去,原样端出来。徐崇矩隔着门劝,他不应。第二天,他出来了,眼睛肿得像桃,一个人走到延寿溪边,坐到天黑。
他坐在那块他钓了几十年的钓矶上。石面上磨出两个屁股印,是他这些年坐出来的。他摸着那两个印子,想起黄滔。
想起黄滔头一回来莆田看他,也是坐在这块石头上,两个人钓了半天,一条鱼没钓着,反倒聊了一天的天。
黄滔钓鱼不行。他坐不住,一会儿问东,一会儿问西,半天浮漂都没看一眼。徐寅笑他,说你这是钓鱼么。黄滔说,我不是钓鱼,我是来看你。
第二天坐到天黑,珠瑛让人来叫了三回,他才回去。
下游陈老头把船划过来,往他脚边石头上搁了两条小鱼:“徐先生,拿回去熬汤。”说完不待他答,摇橹走了。
第三天,他回了屋,研墨,铺开纸,说要写祭文。
徐崇矩在旁边伺候着,给他磨墨。他看见父亲握笔的手抖得厉害,墨滴在纸上,洇开一个大黑团。父亲把那张纸揉了,扔了,又铺一张。
“爹,缓一缓再写。”
“不缓。”徐寅的声音是哑的,“再缓,我怕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他写了删,删了写。写到天亮,祭文才写成。不长,几百字。徐崇矩在旁边看着,看见父亲写得最多的,不是黄滔的官,不是黄滔的名,是两个人年轻时候的事。
写他们一起在长安,饿了啃干饼,冷了挤一床被。写黄滔那年冬天在客店里咳得直不起腰,还抱着一卷《汉书》不肯放。写黄滔把自己仅有的一件棉袍披在他肩上,说你年轻,冻不得。
写有一年冬天,三个人在长安没钱,黄滔把自己头上那支银簪当了,换了一角酒。那支簪子是他娘留给他的。当完了,他还笑嘻嘻的,说这支簪子跟着我也是受委屈,不如换一口酒。
徐崇矩磨墨的手停了:“黄伯伯当的,就是这么一支银簪?”
“就这么一支。”徐寅说,“他这一辈子,就对自己大方过这么一回。”
祭文的最后一句,徐寅写得很慢,一笔一划,
“吾辈数人,自长安携文章入闽,今独我在。文章未绝,人已零落。老黄,地下相见,莫笑我迟。”
他把笔一搁,长叹了一口气。
黄滔走得最早,快三十年了。那时候徐寅还在福州,还能走,还能去坟上送他。翁承赞死在黄滔后头,也有八九年了。三个当年一起从闽中走出去、一起把福建的文章做到京城里去的人,如今就剩他一个。
祭文封好,派了个可靠的人,快马送往福州。他又备了一份奠仪,不厚,几匹素绢,一笔银子。他知道黄滔的儿子不缺这个,可这是礼数。
送祭文的人临走前,徐寅又叫住他。
“到了福州,”他说,“替我到他坟前,磕三个头。别说我让你磕的。就说,延寿溪边上,有人惦记他。”
那人应了,上马走了。
徐崇矩送完人回来,问:“爹,等开春,咱们亲自去福州上坟?”
徐寅摇头:
“去不了了。这把腿,走不到了。”
开春的时候,从福州来了回信。
信是黄滔的儿子写的。除了谢礼,还有一件事,他把徐寅那篇祭文,请石匠刻在了碑上,立在黄滔的墓前。
“先父一生,以文章自负,以知交为命。先生这篇祭文,字字是泪,字字是情。儿子不孝,不敢藏之于箧笥,唯有刻石立碑,使先父与先生之交,千载之下,犹有见者。”
徐寅把信看了三遍。
徐崇矩凑过来:“爹,谁的信?”
徐寅把信递给他。他看完,半晌没言语。
他原以为自己写的那几百字,不过是几个老兄弟关起门来的体己话。他没想到,黄滔的儿子把它刻上了石头。
他更没想到,这块石头立在福州城外,来来往往的读书人,从今往后都要在碑前停一停,读的不是官声,是两个穷书生在长安共过的那一角酒。
他这一辈子写过多少应景文章,事后都羞于提起。临了,他以为最不值钱的一篇祭文,倒成了留在石头上的东西。
他把信折好,放在桌上。他的手压在那封信上,压了半晌。他想起黄滔最后一次站在延寿桥头,回头看他的那个眼神。那眼神里没有怕死,只有一种放心,像是说,文章的事,交给你了。
他让人扶着走到院里,面朝福州方向,站定。
福州在莆田东北,隔着二百里、几重山。他看不见,可知道那个方向。他整了整衣襟,撩袍跪下,拜了三拜。
第一拜,拜少年同窗。
第二拜,拜一生知己。
第三拜,拜往后的路。拜完了,他跪在地上,半晌没起来。徐崇矩要扶,他摆了摆手。
“老黄,”他对着那个方向说,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等我。”
风从院子里过,吹得竹梢一响。
他想起最后一次见黄滔。那是三十多年前了,黄滔从福州告老,绕到莆田来看他。两个老头坐在延寿溪边,钓了一天的鱼,说了一天的话。说的都是旧事。
说长安早就不是长安了,说这闽地的水,一年比一年浑。
临走的时候,黄滔站在延寿桥头,回头看了他一眼。
“昭梦,”黄滔说,“咱们这一代人,算是把事情办完了。”
“什么事情办完了?”
“文章的事情。”黄滔笑了,“我们这些人,从福建山里出来,到长安去,又从长安回来。我们没做大官,可我们把文章从长安带到了福建。往后福建的读书人,不用再千里迢迢去长安讨文章了。”
徐寅当时没接话。这话说得大,也说得对。
现在黄滔死了。这块刻了他祭文的石碑,倒替这句话,作了个证。
徐寅慢慢从地上起来。他的膝盖不利索了,起来的时候晃了一下。徐崇矩扶住他。
“爹,进屋吧。”
“嗯。”
他走了两步,又停下来。
“崇矩,”他说,“你说,我要是死了,谁给我写祭文?”
徐崇矩没料到他这么问,愣了一下。
“爹说什么胡话。”
“我没说胡话。”徐寅望着天,天很蓝,一只雁排着队往北边飞,“黄滔的儿子把祭文刻了碑。我死了,你别刻。”
“为什么?”
“文章这个东西,活人写的,才值钱。”他顿了顿,“我死了,你把我那篇《人生几何赋》搁在坟前就够了。别的,都不必。”
徐崇矩不敢应。父亲这话说得太凉,凉得像延寿溪冬天的水。
那年清明,徐寅让人带着,去黄滔坟上过不去,路远,他走不动。他就在延寿溪边摆了一壶酒,对着东北方向,自斟自饮。
酒是他自己酿的,照黄滔生前教他的法子。黄滔酿酒有一手,说水要用山泉水,米要隔年的,封缸要封七七四十九天。徐寅照方抓药,酿出来的酒,总差一点。差什么,他说不上来。
喝到第三杯,他把酒洒在地上。
“老黄,”他说,“碑上那几句话,是你儿子刻的,不是我。我写的时候,没想那么多。”
“我就想告诉你一句——”
“我们这一代人,没把事情办砸。”
溪风一吹,杯里的酒凉了。他坐着没动,坐到日头偏西。
回去的路上,徐崇矩扶着他。他走得很慢,脚步虚浮。走到一半,他站住了。
“崇矩。”
“嗯。”
“你说,我这一辈子,”徐寅说,“是不是就剩我一个人了?”
徐崇矩没敢答。
“黄滔走了,翁承赞走了,高元固走了。”徐寅的声音轻得像自言自语,“当年在长安,我们三个人,凑在一张床上睡觉。如今就剩我一个,在这条溪边上钓鱼。”
“爹,你还有我,还有娘。”
徐寅没说话。他拍了拍大儿子的手,继续往前走。
那天晚上,珠瑛给他温了一壶酒。他喝了两杯,就放下了。他望着窗外的月亮,看了半晌。
“珠瑛,”他说,“我有时候真怕。”
“怕什么?”
“怕我走的时候,没人给我写祭文。”
珠瑛把他的手握住。那只手冰凉。
“你别瞎说。”她说,“你会活到一百岁。”
徐寅笑了笑,没接话。他自己知道,他不会活到一百岁。他这盏灯,也快熬干了。他舍不得这条溪,舍不得这个院子,舍不得身边这个陪了他一辈子的人。
可舍不得,也得走。
窗外的月亮照着空了一半的院子。他望着那轮月亮。福州城外那块碑会一直在那儿。碑在,人就像还没走干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