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把攒了一辈子的字,倒了一桌。
那年秋天,徐寅说要写一本书。珠瑛以为他说着玩。他这辈子写的东西还少么?诗、赋、表、檄文,几十年来写的字能装好几箱子。如今老了,眼睛花了,手也抖了,写两行字要歇三歇,写什么书。
可他是认真的。
他让徐崇矩把书房收拾出来,把那几只旧箱子都搬出来,倒在桌上。里头是他这辈子写的字,有的发黄了,有的被虫蛀了,有的缺了角。他一卷一卷翻,翻得很慢。
翻到半夜,珠瑛起来给他添灯油,看见他趴在桌上,戴着老花镜,那副老花镜还是高元固生前从渤海带过来的水晶片,一行一行地看。
“你这是要干什么?”
“写本书。”徐寅头也不抬,“这辈子,总该留点东西。”
“留什么?”
“留人。”
珠瑛没听懂。徐寅抬起头,从那副老花镜上面看她。
“我写的不是史书。”他说,“史书有史官写。我写的是人。是我这辈子见过的人。”
他给这本书起了个名字,叫《钓矶新语》。
他开始写。每天上午写两个时辰,写不动了就去钓矶上坐一会儿,下午再写。徐崇矩帮他研墨、誊抄、查旧稿。父子俩一个写,一个抄,忙了小半年。
他写朱温。
他写的不是史书上那个“后梁太祖”。他写的是那个坐在大梁宫里,眯着一双狼眼,听他念《人生几何赋》的人。写朱温那天穿什么衣裳,一件酱色的袍子,袖口磨得发亮。
写朱温听完他的赋,半天没说话,问他,能不能改两个字。写他自己那一刻,后背上一层冷汗,可嘴上说,臣宁无官,赋不可改。
写朱温后来派人追杀他。写他从大梁逃出来那一夜,城门紧闭,他一个人趴在城墙根底下,听着巡逻的士兵的脚步声,一步一步从他头上踏过去。写他后来听说,朱温死了,死在他儿子手里。
写他听见这个消息,不痛快,也不难过。他只是坐在延寿溪边,坐了半天。
徐崇矩给他续了杯茶:“爹,朱温害过您,听见他死,就不难受?”
徐寅摇头:
“死了就死了。我写他,不是恨他,是记着他那张酱色袍子。”
他写王审知。
写王审知请他入幕府,第一顿饭吃的是芋头粥。写王审知这个人,杀过人,也修过路,在福建三十年,没让老百姓饿死。
写王审知晚年糊涂,被身边的小人围着,可临死前拉着他的手说,昭梦,我这辈子,对不起你。
写王审知给他送过一坛酒。那坛酒埋在地下二十年,挖出来的时候,泥都封了。两个人在幕府后园喝了一半,剩下一半,王审知说,留着,等你我都老了,再喝。
后来王审知死了,那半坛酒,徐寅一直没动。
徐崇矩的笔停了:“爹,那半坛酒,后来掘了么?”
“没。”徐寅低头写他的字,“掘出来,对面也没人喝了。”
他写长安。
写长安的春明门,一到春天,槐花飘得满城都是。写长安的酒肆,他和黄滔、翁承赞三个人,凑钱打一角酒,你一口我一口,喝完了没钱付账,被店小二赶出来,三个人在街上笑成一团。
写长安的雪,那年冬天雪下得齐腰,他一个福建来的书生,冻得直哆嗦,还在客店里读书。
写长安放榜那天。他挤在人堆里,从榜尾往前找,找了三遍,才在第三行看见自己的名字。他那天没回家,一个人在城墙上坐了一夜,看着满城的灯火,眼泪不知不觉就下来了。
他写大梁。
写大梁的血。写他从大梁逃出来那一夜,城里到处是火光,街上横着死人,没人收。写他躲在一辆运柴的车里,颠簸了三天三夜,出了大梁,往南走。
写他那天晚上,把脸埋在柴草里,闻着马粪味,心里发狠,我徐昭梦要是能活着回去,再也不回来了。
写他回到莆田那天,珠瑛在门口接他。他比走的时候瘦了一圈,胡子拉碴,衣裳破得不成样子。珠瑛什么都没问,只是把他让进屋,打了一盆热水,让他洗脸。他洗脸的时候,眼泪掉在水盆里。
珠瑛看见了,假装没看见。
他还写了很多人。写陈郯,那个当年在幕府里暗算他的小人。写陈郯后来被腰斩,刑场上的样子。写他听见这个消息,没去看,只是在家里多喝了两杯。
写他在书里给陈郯留了一段,不骂他,只写他这个人,心眼小,可也怕。
写赵德海,那个年轻时在莆田跟他作对的豪强。写赵德海老了,去年死了,死前还让人捎话,说当年对不起徐家。写他听见这话,叹了口气,说都过去了。
写高元固。写那个渤海来的朋友,写他嘴里的牡丹江,江上冻了三尺的冰,江边北地的风,写一个把乡愁藏在话里、一藏十几年的外乡人。徐崇矩抄到这一段,说,爹,这跟您写的《海东杂记》是一回事。徐寅说,杂记记的是江,这一节,记的是人。
徐崇矩搁下笔:“爹,陈郯害过您,怎么还替他留一段?”
徐寅想了想:
“他是小人,可小人也是人。写史的把他写成鬼,我偏写他半夜也睡不着。”
徐崇矩抄着抄着,有时候抄不下去。他看见父亲写的那些字,不是在写历史,是在写人。写朱温的多疑,写王审知的厚道,写长安酒肆里那一角没喝完的酒。
这些事,史书上不会写。史书上写的是年号,是兵戈,是功过。可这些人活着的时候,穿什么衣裳,吃什么饭,临死前说了句什么话,这些,才是人。
徐崇矩低声:“爹,史书上可不会写朱温穿什么袍子。”
徐寅哼一声:
“所以我写。”
“爹,”有一天徐崇矩忍不住问,“你写这些,后人看么?”
“看不看,随他们。”徐寅说,“我写,是我自己要写。”
写到冬天的时候,他写到了自己。
他铺开一张新纸,提笔,写了四个字,
人生几何。
这四个字,是他这辈子的命。
他写自己二十三岁从莆田出发,写自己在长安考中进士,写自己作《人生几何赋》,写那句“三皇五帝,不死何归”,写大殿上朱温让他改赋,写他说“臣宁无官,赋不可改”。
他写得很慢。
写到大殿上那一段,他停笔了。
笔悬在纸上,墨滴下来,洇开一个黑点。他就那么悬着,一动不动。珠瑛端着一碗姜汤进来,看见他这副样子,吓了一跳。
“怎么了?”
徐寅没说话。
珠瑛把姜汤搁在桌上,走近了看。纸上写了一半,那一句“臣宁无官,赋不可改”写得笔走龙蛇,墨还没干。她认得这是他年轻时的字。
“卡住了?”
徐寅摇摇头。他把笔搁下,靠在椅背上,闭上眼睛。
“我在想,”他说,“当年大殿上那句话,我说错了么?”
珠瑛愣住了。
这话他年轻时候说过,中年时候说过,老了也说过。每一次他都是理直气壮的。她说过他多少回,说你那句话把朱温得罪死了,把咱全家都搁在刀尖上。他每一次都哼一声,说我没错。
今天他问,说错了么。
“你怎么了?”珠瑛在他对面坐下,“写着写着,想起什么了?”
“我在想,”徐寅睁开眼,望着房梁,“我那年要是改了那两个字,会怎么样。”
“会怎么样?”
“会做大官。”徐寅笑了一下,笑得很苦,“朱温那人心胸窄,可他记仇,也记恩。我那天要是低个头,他兴许留我在大梁,做个翰林,做个学士。我这一生,就不是这个样子了。”
“那你后悔了?”
“不后悔。”徐寅说得很快,“我就是在想。”
他坐起来,重新拿起笔。
“我在想,那句话,到底是对,还是错。”
“对又如何,错又如何?”珠瑛说,“事都过去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了,我还在想。”徐寅把笔蘸了墨,悬在纸上,“珠瑛,你说,我要是改了那个字,我还是徐寅么?”
珠瑛没答上来。
徐寅自己答了。
“不是了。”他说,“改了那个字,我就不是我了。我还是我,就得说那句话。说那句话,就得回老家,就得在这条溪边上坐一辈子。”
他低下头,把那一句写完。写完了,他把笔一搁,长长出了一口气。
“没错。”他说,“还是没错。”
珠瑛把姜汤端给他。他接过来,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
“这本书,”他说,“写到这儿,差不多了。”
“不写了?”
“不写了。”他望着窗外,窗外是延寿溪,冬天的水瘦了,露出石头,“再写,就该写自己怎么死的了。那个,留着你们写。”
珠瑛在他手背上拍了一下。
“闭嘴。”她说,“大过年的,说什么死。”
徐寅嘿嘿笑了两声。他笑起来,脸上的皱纹全舒展开,像个孩子。他把那叠稿子理齐,用一块青布包好,放在书架最上层。那布包是他自己缝的,针脚歪歪扭扭。
他写完了。这辈子该说的话,都说完了。
可他把那个布包放上去的时候,手指在布面上停了一停。他自己清楚,话是说完了,命,还剩半盏油。这半盏油能亮到哪一天,他不知道,珠瑛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