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是第二天早上寄的。
顾拾把潘小勇媳妇那封信,用牛皮纸重新包好。他先用指尖把边角压平,拿笔蘸了浆糊,一圈一圈地封口。封完了,他捏着信封,又站了一会儿。
这封信在铁皮盒里躺了三十年。油纸包着,隔着岁月,纸都脆了。他小心地把信封举到灯下,就着光,又看了一遍上面的地址。
涂山县,小南巷12号。
他想了想,在信封上添了一行字:
“若查无此人,请原封退回。江北,拾遗堂,顾。”
邮局柜台的大姐看了一眼地址,说:“涂山县,小南巷12号。这地方我熟——早拆了,那片都改建了。”
“能寄吗?”
“寄寄看吧。”大姐说,“查无此人,就退回来。”
顾拾点头,付了钱,看着那封信被扔进分拣筐里。筐里堆满了信,那封牛皮纸信封混在里面,看不出任何特别。
三十年前的信,三十年后才寄出去。
寄信的人,等信的人,都不在了。
他走出邮局,站在门口,风把檐下的灰吹起来,迷了一下眼。他揉了揉,掏出手机,给宋栀发了条短信:“袁胜的案子,开庭定了吗?”
宋栀回得很快:“定了。下月十二号。证据链没问题的,你放心。”
“赵宝成那边呢?”
“律师还在拖。”宋栀说,“不过——我听师兄说,有人给他递过话,让他认罪。谁递的,不知道。”
顾拾把手机揣进兜里,站在邮局门口,想了很久。
赵宝成背后,有人递话让他认罪。
能让赵宝成认罪的人,不是法院,不是律师。
是能保他、也能毁他的人。
他忽然想起那支老钢笔。赵宝成还给他父亲的笔,他贴身带着。那支笔上,父亲的遗响,说的是“做人要留德”。
赵宝成留着那支笔,三十年。他大概,也想留点什么。
那天下午,孙鹿的电话来了。
孙鹿的声音,压得很低:“顾老板,你听好。无回处换届了。今天上午,仇立本正式接了处长的位子。”
“白处长呢?”
“白处长……被安排‘轮休’。”孙鹿说,“档案室的说法,是调去总署,另行任用。可我看他那张单子,不像升迁。”
“什么单子?”
“体检单。”孙鹿说,“总署下来的。每一个轮休的处长,都要先做一遍体检。顾老板,你懂的——那种‘体检’,就是清人的前奏。”
顾拾握着手机,指节发白。
白无咎,要第三次被清了。
他想起白无咎磁带里的话:“我已经被清过两次了。第三次之后,我连自己是谁都会忘。”
第三次,来了。
“还有一件事。”孙鹿说,“昨天夜里,档案室调了一份档案出来。特级。编号,净字第壹柒号。”
“什么档案?”
“我没看到里面。”孙鹿说,“可挂单栏上,调阅人的签名,是仇立本。调阅理由写着——‘沈慧(曾用名:沈念秋)档案,从头核’。”
顾拾站在邮局门口,太阳很大,他后背却一层一层地发凉。
“孙鹿,”他说,“你能不能再进一趟档案室?”
“进不去了。”孙鹿说,“仇立本上任头一天,档案室的门禁全换了。我那张卡,废了。”
“那净档里有什么,你还知道别的吗?”
“我只知道,那份档案,是总署点名要的。”孙鹿说,“顾老板,你妈的名字,挂到总署去了。”
他顿了顿,又说:“还有——城东那片老砖瓦厂,昨天有人去勘过了。是仇立本的人。”
顾拾挂断电话,站在太阳底下。
仇立本的人,已经摸到城东了。
母亲守了三十年的那间老屋,暴露了。
他立刻叫了辆车,回店,把保险柜里的东西都拿出来——第二台收音机、母亲的磁带、母亲的月票、那叠节目稿、那只铁皮盒。
他把它们,一样一样,装进一只旧帆布袋里。装到铁皮盒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把盒子打开,看了一眼里面那本“潘小勇的年月”。
然后他锁上店门,背着帆布袋,去了城东。
老屋还是那样,红砖墙,钉着木板的窗。墙角的野草,长到了窗台那么高。
他撬开木板,钻进去。
屋里没被动过。那一排照片,还挂在床头。他一张一张,小心地揭下来,连同纸条,叠好,收进帆布袋。
收到最后一张,2023年那张,纸条背面那句话,他又看了一遍:
“他叫潘小勇。他没等到他媳妇。”
顾拾把照片和纸条都收好,蹲下来,把屋角那块油布掀开。
油布底下,那个浅坑,还在。坑底的土,还是松的,混着三年前的灰。
他蹲在坑边,看了一会儿。
母亲把铁皮盒埋在这儿,又把潘小勇的名字,刻在自己心里。
他忽然想到一件事。
母亲埋铁皮盒的时候,潘小勇媳妇那封信,还在铁皮盒里。
可母亲三十年来,每一张照片下面都写着“他还在等”“他等的人没来”——母亲守着这间屋,替潘小勇等人。
潘小勇等的人,是他媳妇。
可潘小勇媳妇,等了他半年,就走了。
母亲守着空屋,替一个不会来的人,等人。
顾拾蹲在坑边,忽然觉得鼻子发酸。
母亲大概知道,潘小勇等的人不会来了。她只是不愿意,让这间屋里,连个等的人都没有。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最后回头看了一眼这间屋。
“妈,”他说,“东西我接手了。你歇着吧。”
他钻出窗户,把木板原样钉好,背着帆布袋,往车站走。
走出巷口的时候,他停下来。
巷口那棵老槐树下,停着一辆黑色轿车。
车窗摇下来,露出一张脸。三十多岁,戴一副金丝眼镜,穿一件白衬衫,袖口挽着,露出一截纹身。纹身是黑色的,盘在手腕上,像一条蛇。
“顾老板。”那人说,“我是总署的,姓郝,单名一个清字。戚署长让我来,跟你谈件事。”
郝清。
顾拾站在槐树下,背着帆布袋,看着那张脸:“谈什么?”
“你手里有样东西,署长想要。”郝清说,“净字第壹柒号。”
“我没有。”
“你有。”郝清说,“沈念秋从总署带走的。三十年了。署长说,那东西,本来就是他挂的账,该还了。”
顾拾看着他:“戚署长是谁?”
郝清笑了笑,没有回答。他从车里递出一张名片,白底,就一行字:
“总署 · 戚。”
“顾老板,”郝清说,“署长说,你是个聪明人。聪明人,不该替死人守着活人的账。”
他把名片塞进顾拾的衣兜,车窗摇了上去。
轿车开走了。
顾拾站在槐树下,手里攥着那张名片,看着车尾灯消失在街角。
净字第壹柒号。
母亲从总署带走的。
可净档,不在他手里。
他低头,看了看背上的帆布袋。
袋子里的东西,是母亲留下的,可没有一样,看起来像“净字第壹柒号”。
母亲把档案,藏在了别处。
他想起母亲日记扉页那行字:“勿忘本名,勿忘来处。”
母亲的来处,是涂山。
信,他已经寄去涂山了。
也许,答案也在涂山。
他站在巷口,又想起郝清那句话:“不该替死人守着活人的账。”
账是死的。
可欠账的人,还活着。
他背紧帆布袋,往长途汽车站的方向走。走了两步,他又停下,给老周发了条短信:
“老周,我妈的师傅,叫涂伯年。卒于1993年秋,涂山人。你认识这个人吗?”
短信发出去,他等了一路,到旅馆,老周才回。
就三个字:“认识。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