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安城陷落的消息,比黄璞的脚程,先一步到了南方。
他离那座城,是乾宁二年的深秋。怀里抱着五样证物,肩上背着一卷书稿,身边跟着沈蘅和黄三。三个人趁乱军的火光还没舔到南门,从一条水沟里,钻出了城。
“郎君,咱们就这么走了?”黄三回头,望着火光里的城堞,嗓子发紧,“陛下还在城里……”
“陛下死不了。”黄璞道,“乱军要的是挟天子,不是杀天子。活着出去,就有复明的一日。”
“那咱们……”
“回莆田。”黄璞说,“回黄巷,回家。”
一路向南。秋尽冬来,官道上挤满了逃难的人。逃出来的官宦,拖家带口的百姓,挤在同一条尘土里,谁也不知道下一座城,还姓不姓唐。
走到商州渡口,黄璞停住了脚。
渡口泊着一条小船,船头坐着个养鸟的老人——沈其墨。
“沈公?”他一怔,“你怎么在这儿?”
“等你。”老人把鸟笼搁在膝上,“我算准了你迟早要出长安,迟早走这条路。这渡口,我候了你一个月。”
“候我做什么?”
“送你回家。”沈其墨说,“莆田的路,你三十年没走了。我替你探过,前头几处关口,还攥在田氏余党手里。你带这一身证物走官道,走不出三十里。”
“那……”
“跟我走水路。绕过关口,多磨半个月,兴许平平安安。就是船上挤,你受得住?”
“受得住。”黄璞道,“三十年,什么路没走过。”
沈蘅立在船边,问道:“沈公,你等一个月——就为送他?”
“也为送你。”老人看她一眼,“你爹当年从秘书省的火里抢出账册,托人送出长安。托的那个人,就是我。你爹说:账册送到莆田,交给黄巷黄璞。我送了一路,送丢了三十年。今日,该连人带账,一块儿送到了。”
沈蘅眼圈刷地红了。
“你爹是个好官。”沈其墨说,“他抢账册不为自己。他说,书可以烧,记书的人,不能忘。你替他记了二十年,今日,该回家了。”
船沿丹江往东南走。江水滔滔,两岸的山,从关中的苍黄,一路绿到荆楚。
五样证物,是他用半条命从长安带出来的:一纸田氏余党往来的密信,半册被水泡烂又晾干的账底,一枚磨平了棱角的旧铜印,两页延英殿的残档,还有那卷他随身带了三十年、箱底压着的书稿。
他把它们一件一件摊在船板上,就着灯,一个字一个字地录。录到那半册账底时,他的手指在某一行上停了停——那一行,记着福州盐场某一年的引数。
沈蘅凑过来看,眼圈又红了,没作声,只把灯往他这边挪了挪。黄三磨墨,沈其墨坐在船头看水,隔一会儿回头,望一眼船尾那点灯。
“黄璞,”有一夜,老人开口,“你录这些,做什么?”
“写书。”
“写书,要这些证物做什么?”
“证物是骨,书是肉。”黄璞说,“我写书,不能只写我看见了什么——得写我凭什么看见的。”
“书写完了,你打算如何?”
“写完就完了。”黄璞道,“书是给人读的。读完,记住,就够了。”
沈其墨看着他,笑了一下:“你爹当年,也是这么个人。在黄巷教了一辈子书,没攒下什么,可黄巷的人,都记着他。你如今跟他一个样——你写的书,也有人记。”
船到襄阳,岸上传来消息:昭宗皇帝出幸石门,避乱离京。
黄璞立在船头,望着北方,半天没言语。
“陛下还活着。”他终于说,“被人架着出京,可人还活着。只要人活着,灯就没灭。”
“那你……”
“我回家。”黄璞道,“写书。书写完,灯就亮了。”
船过江陵,入洞庭,转湘水,再沿赣江南下。整整走了一冬。第二年初春,船终于靠上莆田的渡头。
那夜泊在赣江一个小渡,江上起雾。沈蘅坐在船头问:“黄璞,你回了莆田,打算做什么?”
“重起书楼。把黄巷书楼的旧址,重新立起来。”
“往后呢?”
“写书。写《闽川名士传》。从动笔那年算起,写了三十年,断断续续,总没收尾。回了莆田,没别的事了,该把它写完。”
“写完了呢?”
“抄它三十部,分送闽中各县学馆。”黄璞说,“我爹讲过,书是种子,埋进土里,迟早发芽。我把种子撒下去,发几棵芽,看天意。”
沈蘅看着雾,半晌,开口道:“那我呢?”
“你?”
“你建你的书楼,写你的书,写一辈子。”她声音压得低,“我跟着你,算什么?”
黄璞沉默了一阵:“沈姑娘,你要回宫,我托人送你回长安;你要找亲人,沈公说了,你爹的事,自有人记着。”
“我不回宫。”她说,“宫里的日子,我过够了。亲人也不用找——沈其墨,就是我叔。”
“那你是……”
“我想留在莆田。”沈蘅道,“你建书楼,我开一间药铺。莆田湿热,乡人看病难。你写你的书,我看我的病,各过各的日子。”
江上的雾贴着水面流。黄璞看了半晌,才说:“好。莆田地界大,容得下一间书楼,也容得下一间药铺。”
渡头种着一排老荔枝树,正开花。
黄璞立在船头,望着那片花白的树影,抬手在脸上重重抹了一把。
“郎君?”黄三慌了。
“我回来了。”黄璞说,“三十年,我回来了。”
他下了船,脚踩上南方的土,软软的,空气里飘着荔枝花的甜香。
“黄巷,哪个方向?”
“往东。”沈其墨指了指,“走两里。”
两里地走下来,黄巷到了。
巷口那棵老榕树,还是当年那棵。树下坐着个卖荔枝的老人,见他来,眯眼打量:“后生,你找谁?”
“我回家。”黄璞说,“我家在黄巷。”
“黄巷哪一家?”
“黄氏。书楼黄氏。”
卖荔枝的老人腾地站起:“你是……黄家的后生?”
“黄璞。”他说,“乾符六年黄巷烧书那夜,我出了门,三十年没回来。今日,回来了。”
老人盯着他看了半晌,浑浊的眼泪顺着皱纹往下淌。他抬手在衣襟上蹭了蹭,像想起什么,从摊边抓起两颗荔枝,硬塞进黄璞手里:“后生,尝尝。还是你走那年的树种的。”
荔枝是青的,带着霜。黄璞接过来,没吃,攥在掌心。
“你可算回来了……你那书楼……书楼……”
“书楼怎么了?”
“烧了。”老人哽咽,“就乾符六年那夜烧的。烧了三十年,只剩一堵墙。”
黄璞站在原地,望向巷子深处。焦黑的残墙,断在荔枝树影里,孤零零的。那是他父亲书楼,最后的骸骨。
他走过去,伸手按住墙。粗粝的焦痕,硌着掌心。
“爹。”他低声说,“儿回来了。书楼烧了,书,儿带回来了。儿要在您烧书的地方,重新起一座楼——把儿这三十年写过的书,一本一本,放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