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前一天下午,顾拾去了看守所。
探视室里,袁胜坐在铁栏后面,比上次见的时候瘦了一圈。他穿着号服,剃了光头,脸上却带着一点笑。
“顾老板,来了。”他说。
顾拾坐下,隔着铁栏看着他:“你要说什么?”
袁胜把身子往前倾了倾,压低声音:“你手里有账。郑福生的账,潘小勇的账。可你不知道,这两份账,是谁让写的。”
“谁?”
“郑福生抄的验收账,是他自己挖出来的。”袁胜说,“可那份账,当初是谁造的?”
顾拾看着他。
“是我造的。”袁胜说,“1993年,验收造假,是我一笔一笔做的。郑福生抄的那份,是我做的那份的原稿。”
“潘小勇偷的,也是我那份的复件。”
顾拾没有打断他。
“可我做的账,不是给赵宝成做的。”袁胜说,“赵宝成,只是挂名。真正的东家,是总署。”
“总署?”
“电台那栋楼,从立项到验收,都是总署的工程。”袁胜说,“赵宝成,是总署推出来的人。他管施工,我管账。账上每一笔,都按‘戚公’的手令做。”
顾拾的手,在膝盖上,攥紧了。
“戚公是谁?”他问。
袁胜看着他,笑了笑:“你说呢?总署署长,戚北堂。”
“电台那栋楼,为什么是总署的工程?”顾拾问,“总署要一栋电台大楼干什么?”
袁胜的目光,闪了一下:“那栋楼,不是给电台盖的。是给楼底下的东西盖的。”
“楼底下?”
“电台老楼,底下有一间防空密室。”袁胜说,“密室里,原来存着一样东西。总署花了两年的工程款,就为了把那东西,封在楼底下。”
顾拾的心跳,漏了一拍。
密室。
他和宋栀,下过那间密室。密室里,是李蔚然的节目稿和名单。
“密室里存的东西,被你们拿走了吗?”袁胜问。
顾拾没有回答。
“不管有没有拿走,”袁胜说,“那东西,总署要了三十年。1993年那场火,你以为,是为了烧赵宝成的账?”
“那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烧那间密室。”袁胜说,“老板让放火,不是烧账。账可以再补。可密室里的东西,要是被人挖出来,总署三十年的布局,就全塌了。”
“密室里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袁胜没有直接回答。他看了顾拾很久,说:“顾老板,我告诉你这些,是因为我知道,我出不去了。我认命了。”
“可你手里的账,翻出来,总署不会放过你。”
他顿了顿:“你爹当年,就是被总署盯上的。你妈,也是。”
顾拾看着他:“我妈不是被总署盯上的。我妈是被总署追杀出来的。”
袁胜愣了一下,随即笑了:“你知道的,比我想的多。”
“袁胜,”顾拾说,“密室里那东西,被火烧了三十年,烧得掉吗?”
袁胜摇头:“烧不掉。那东西,不是纸。”
“是什么?”
袁胜张了张嘴,又闭上。
探视时间到了。狱警走过来,示意时间到。
袁胜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说:“顾老板,那东西,你其实见过。”
“我见过?”
“你妈那台收音机里。”袁胜说,“你放过的。”
顾拾站在铁栏前,看着袁胜被带走,脑子里,嗡的一声。
母亲那台收音机里的磁带——白无咎的录音。
他放过了。
那东西,是白无咎的磁带?
不对。
袁胜说的是“密室里存的东西”。密室里,除了节目稿和名单,还有什么?
他忽然想起,密室墙上,父亲的刻字:“沈慧,我把东西放好了。别让人拿到。”
父亲说,“东西”,他放好了。
他和宋栀进密室的时候,只拿了节目稿。
墙里,还有什么?
他走出看守所,站在门口,掏出手机,给宋栀打电话。
“宋栀,密室墙上,你当时有没有看见,除了刻字,还有什么?”
电话那头,宋栀想了想:“我记不太清了。当时情况急。”
“明天,我们再去一趟。”顾拾说,“父亲刻字的墙,我总觉得,没看完。”
他挂了电话,站在看守所门口,太阳很大,他心里,却一阵一阵发凉。
戚公。
密室里,封着总署要了三十年的东西。
那东西,不是纸。
母亲那台收音机里,有那样东西。
他放过的,白无咎的磁带。
白无咎,为什么把一盘磁带,放在收音机里,交给素不相识的母亲?
磁带里,白无咎的声音,说的是1993年11月17号晚上的事。
可袁胜说,密室里那东西,“你妈那台收音机里。你放过的。”
他放过的,只有那盘磁带。
磁带,是白无咎的遗言。
白无咎的遗言,和总署要的东西,有什么关系?
第二天清早,顾拾和宋栀,又翻进电台旧址。
废墟还是那样,野草长高了。密室的入口,那块石板还盖着,落了新的灰。
两个人下了密室。
宋栀打着手电,照着那面刻字的墙。
“沈慧,我把东西放好了。别让人拿到。”
父亲的字,在光里,一笔一画。
“下面这行,”宋栀说,“‘— 长庚,1993年11月17日晚,火起前一小时。’”
顾拾蹲下来,就着手电的光,一寸一寸地看那面墙。
看完了整面墙,他站起来,走到墙的另一面。
密室的另一面墙,砌的是老青砖,砖缝里全是灰。砖是那种老窑砖,比现在的砖厚一倍,拿手一敲,闷闷的响。
顾拾伸手,一块一块地敲。
敲到第三排第七块砖,声音是空的。
“这儿。”他说。
他用螺丝刀,把砖撬下来。砖缝里掉出来的灰,是白色的,跟旁边的黑灰不一样。
砖后面的墙洞里,塞着一只铁皮盒。
铁皮盒不大,锈得看不出原样。顾拾把它抱出来,放到地上。
盒盖锈死了。他用螺丝刀撬开。
里面,是一台收音机。
红灯牌的。
第一台。
顾拾愣住了。
第一台,不是被白无咎挂在在途库里、被他从无回处拿回来了吗?
不对。
他从在途库里拿回来的那台,是他以为的第一台。
可这一台,才是父亲藏在这里的“东西”。
那他在在途库里拿回来的那台,是哪一台?
他蹲在铁皮盒前,伸手,搭在那台收音机的外壳上。
指尖一凉。
遗响涌上来。
是一个男人的手,很糙,指节粗大——父亲的手。父亲蹲在这间密室里,就着手电的光,把收音机放进铁皮盒,塞进墙洞。
父亲的声音,压得很低:“老郑,你的东西,我给你藏好了。藏在楼底下,谁也找不到。”
“等你回来取。”
“你要是回不来,我就把它,交给你信得过的人。”
画面断了。
顾拾蹲在墙洞前,手在发抖。
第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是郑福生的。
郑福生把收音机托付给父亲,父亲把它,藏进了这间密室。
他在在途库拿回来的那台——不是第一台。
那是什么?
他想起,在途库里那台的标签:“此机存执念一宗,特级。慎动。”
他搭上去的时候,听到的遗响,是老郑的声音:“小袁,你把这台机器,替我交给李主持。就说——柜子后面的墙,我挖开了。里面有东西。”
那台机器,承载着老郑的执念——老郑想让人知道的,是墙里的账。
而这一台,是郑福生真正的收音机。郑福生本人的。
父亲把老郑的收音机,藏在这面墙里,三十年。
老郑的执念,在那台机器上。
老郑本人的声音,在这台机器里。
顾拾把那台收音机,从铁皮盒里抱出来。
他翻过来,看底部。
底部,有一行小字,用刀刻的:
“郑福生,1953年生,江北人。机务工程师。”
下面一行,是父亲的笔迹:
“此机主人,姓郑。托我保管。1993年11月。”
“姓郑。”顾拾说,“不是姓白。”
宋栀走过来,看着那行字:“你之前拿回去那台,写的是‘此机主人,姓白’。”
“是。”顾拾说,“那台是白无咎的。这台是郑福生的。”
他抱着那台收音机,蹲在密室里,把两条线,在脑子里,并到一起。
三台红灯牌收音机。
第一台,郑福生的,父亲藏在这面墙里。
第二台,白无咎的,母亲带出火场,下葬,埋到碑下,里面有白无咎的磁带。
第三台,顾拾收来的,里面是第九盒磁带。
三台,一台不少。
母亲月票背面那行字,说的是这个。
可袁胜说,总署要的东西,“你妈那台收音机里。你放过的。”
母亲那台,是第二台。他放过的,是白无咎的磁带。
顾拾想了想,把第二台收音机,从帆布袋里拿出来。
他把磁带,又放了一遍。
白无咎的声音,在密室里响起来:“我叫白无咎。桥南码头的装卸工……”
磁带放完,顾拾没有动。
他把磁带拿出来,就着手电的光,凑到眼前。
磁带盒的侧面,有一道极细的缝。
他愣了一下,用螺丝刀,把磁带盒撬开。
磁带盒里,除了磁带,还有一截叠得极小的纸。
纸是透明的,像烟盒里的衬纸。上面有字。
顾拾展开那截纸。
纸上,是白无咎的笔迹,字很小,密密麻麻:
“长庚哥,我怕忘,把话录在带子上。可还有一句话,我不敢录。
我怕录了,公司听见。
电台地下,那间密室,本来是总署的仓库。仓库里,存着一台机器。那台机器,不是收音机。
它能让人听见,最远的声音。
第一任处长说,那台机器,是‘净’字计划的一部分。它记着每一个被清的人的名字。
1993年,总署要把它,从密室搬走。
搬走之前,出了那场火。
火是总署放的。放火的人,是我。
他们让我放火,说是烧账。可我知道,账烧得掉,机器烧不掉。
火起的时候,我躲在门口。
我看见长庚哥冲进去了。我看见那个抱瓶子的年轻人也进去了。
我没拦他们。
我放的火。我该拦的。
长庚哥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他怀里抱着什么。
我只知道,从那以后,密室里的机器,不见了。
总署找它,找了三十年。”
顾拾捏着那截纸,蹲在密室里,整个人,像是被雷劈了。
白无咎。
放火的人,是白无咎。
1993年11月17日,电台那场火,是白无咎放的。
总署让他放火,烧账。
可真正的目的,是烧那间密室,逼出机器。
机器没被烧掉。它被人带走了。
带走它的人——是父亲。
父亲冲进火里,抱出来的,不止是收音机。
他抱出了那台机器。
总署找了三十年的机器。
顾拾站在密室里,手电的光,落在墙上父亲的字上。
“沈慧,我把东西放好了。别让人拿到。”
父亲把“东西”,放好了。
那“东西”,不是节目稿,不是名单。
是那台机器。
那台能让人听见最远声音的机器。
顾拾蹲下来,把那台机器——郑福生的收音机,抱在怀里。
不对。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收音机。
郑福生的收音机,和那台机器,是同一样东西吗?
郑福生是机务工程师。
郑福生的收音机,能听见最远的声音。
老周说过,父亲引白无咎进门,是因为白无咎天生能听见。
白无咎是总署的刀。
他抱起那台收音机,转身,走出密室。
宋栀跟在后面,一句话没有说。
两个人走出废墟,站在工地的太阳底下。
顾拾低头,看着怀里的收音机。
他忽然明白了,父亲为什么把第一台,藏在这面墙里。
因为这台机器,就是总署要的东西。
它记着每一个被清的人的名字。
父亲把它,藏在了总署眼皮底下,藏了三十年。
“宋栀,”他说,“那台机器,我抱出来了。”
“抱出来,然后呢?”
顾拾看着北方:“送它回家。”
“家在哪?”
“涂山。”顾拾说,“机器选定的主人,葬在涂山。”
风很大。
他抱着那台机器,站在废墟的太阳底下,像抱着一段三十年的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