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庭那天,是个阴天。
顾拾坐在旁听席第一排。宋栀坐在他旁边,穿着一身深色正装,胸口的警徽,擦得发亮。
被告席上,袁胜被带进来。他剃了光头,穿着号服,走路的时候,脚上的镣铐,拖在地上,沙沙地响。
他坐下来,抬起头,隔着整个法庭,看了顾拾一眼。
那一眼,说不清是什么意思。
公诉人开始宣读起诉书。1993年11月17日,江北人民广播电台大楼,纵火案。五人死亡。袁胜,放火,故意杀人。
顾拾听着那些字,眼前,全是那台收音机里的画面。
周建军抱着瓶子,站在路灯底下。
潘小勇蹲在沟里,喊“小袁哥,你拉我一把”。
老郑蹲在修车铺门口,说“你眼睛别太毒”。
李蔚然坐在直播间里,说“信你的人,会有好报”。
五个人,三十年前,在那场火里。
今天,账,摊在法庭上。
袁胜的辩护律师,做无罪辩护。
“我的当事人,是受人指使。”律师说,“1993年,他只是一个工头。放火的主谋,另有其人。”
法官问:“主谋是谁?”
律师顿了顿,说:“我当事人说,是赵宝成。”
旁听席上,一阵骚动。
赵宝成坐在另一间旁听室里,隔着屏幕,脸上看不出表情。他的律师坐在他旁边,正在低声说什么。
袁胜的律师,又补充:“还有——总署。”
“什么总署?”法官问。
“环创资源回收总公司。”律师说,“涉案单位。”
法庭里,安静下来。
顾拾坐在第一排,看着袁胜。
袁胜,把“总署”两个字,扔进了法庭。
他把水搅浑了。
休庭。
走廊里,宋栀拉住顾拾:“袁胜这一手,是要把总署拖下水。总署要是被查,戚北堂,跑不掉。”
“可总署要是被拖下水,”顾拾说,“我妈的档案,就会被总署的人,第一时间销毁。”
“所以,得抢在他们销毁之前。”
顾拾站在走廊里,想了想:“宋栀,你帮我查一件事。”
“什么?”
“电台那栋楼,立项的时候,批文上盖的章,是哪家单位的?”顾拾说,“袁胜说,楼是总署的工程。要是批文上有总署的章,那栋楼,就是总署的涉案资产。”
宋栀看着他:“你打算……”
“查楼,不如查人。”顾拾说,“总署要那台机器,三十年。机器在我手里。他们,迟早要来找我。”
他顿了顿:“我等他们来。”
宋栀沉默了一会儿,说:“好。我去查批文。”
她走了。
顾拾站在走廊里,正要回法庭,手机响了。
一个陌生号码。
他接起来。
电话那头,一个温和的声音,带着一点南方口音:“顾老板,我是戚北堂。”
顾拾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袁胜今天开庭,我知道。”戚北堂说,“他说的‘总署’,我也听到了。”
“戚署长,”顾拾说,“你打电话来,是要承认,还是否认?”
戚北堂笑了一下:“我打电话来,是约你见面。”
“见面?”
“你手里有一样东西,我找了三十年。”戚北堂说,“我想跟你,当面谈一谈。”
“谈什么?”
“谈那台机器的价钱。”戚北堂说,“顾老板,你开个价。钱,权,或者——你父母当年的账,我都可以一笔勾销。”
顾拾站在走廊里,看着窗外阴沉的天空。
“戚署长,”他说,“我爹藏了三十年的东西,不是拿来卖的。”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那你是要……”戚北堂问。
“我是要问清楚。”顾拾说,“1993年11月17号晚上,你派白无咎去电台,是要他放火,还是要他取机器?”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
然后,戚北堂说:“顾老板,你比我想的,知道得多。”
“你派人放火那天,”顾拾说,“白无咎,知不知道,楼里会死人?”
戚北堂没有回答。
“你不知道。”顾拾说,“可你知道,楼里有五个人。”
“火起来的时候,你在哪儿?”
电话那头,戚北堂的声音,第一次带上了一点沙哑:“我在总署。我看不到火。”
“你看不到火,”顾拾说,“可你听得到烟。”
“戚署长,那台机器,我明天,会送到它该去的地方。”
“什么地方?”
“涂山。”顾拾说,“机器选定的主人,葬在涂山。”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然后,戚北堂说:“顾老板,你最好,别这么做。”
“为什么?”
“因为那台机器,要是到了涂山,”戚北堂说,“它记着的名字,就会一个一个,醒过来。”
“醒过来,不好吗?”顾拾说。
戚北堂没有回答。
电话挂断了。
顾拾站在走廊里,握着手机,看着窗外。
阴天。风从窗外吹进来。
他忽然想起,母亲日记扉页那行字:
“勿忘本名,勿忘来处。”
母亲的来处,是涂山。
那台机器选定的主人,葬在涂山。
机器,要回家了。
他收起手机,走出法院。
门口,一辆黑色轿车,停着。车窗摇下来,郝清的脸,露出来。
“顾老板,”郝清说,“署长说,涂山,你去不得。”
顾拾站在台阶上,看着他:“我要去。”
“你去,会死。”郝清说。
“我知道。”顾拾说,“可有些地方,明知会死,也得去。”
他走下台阶,从郝清的车旁边,走过去。
风很大。
他听见身后,郝清说:“顾老板,署长让我带句话给你——涂山那边,他给你留了样东西。”
顾拾停住脚步。
“什么东西?”
“你妈埋的坛子。”郝清说,“署长已经,替你挖出来了。”
顾拾站在风里,看着郝清。
母亲埋在涂山的坛子。
戚北堂,先他一步,挖出来了。
他攥紧手机,一字一句:“那坛子,你们动了。”
“动了。”郝清说,“署长说,坛子里的东西,够你跑一趟的。”
顾拾转身,看着郝清:“坛子里,是什么?”
郝清笑了笑,没有回答。车窗摇了上去。
轿车开走了。
顾拾站在法院门口,风很大。
他掏出手机,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我妈在涂山,埋了一口坛子。”
“坛子里是什么?”老周问。
“我不知道。”顾拾说,“可戚北堂说,他替我挖出来了。”
电话那头,老周沉默了很久,说:“小拾,你妈那口缸里的账——师傅的账——和电台的账,是不是同一份,你还记得吧?”
“记得。”
“那口缸,埋在你妈来处。”老周说,“缸里的账,是总署三十年的把柄。戚北堂要它,是要销毁。”
“他挖出来了。”顾拾说。
“他挖出来了,就说明——他怕了。”老周说,“小拾,你知道,一个人最怕什么吗?”
“最怕,被人看穿。”
“是。”老周说,“戚北堂怕你,把账送到涂山。怕那台机器,回到它选定的主人手里。”
“他越怕,你越要去。”
顾拾站在风里,把手机收起来。
他抬头,看向北方。
一百多里外,涂山。
母亲的来处,机器的主人的葬处,总署的把柄的藏处。
他要去。
他正要走,手机又响了。
是白处长。
白处长的声音,比平时更轻,像隔着一层什么:“顾老板,我要去总署‘体检’了。”
顾拾握着手机,站住了。
“白处长——”
“听我说。”白处长说,“体检那天,总署会封我的记忆。我走之前,有两句话,要告诉你。”
“第一句:那台机器,我爹把它藏在密室,是因为它选的主人,不是我爹。”
“第二句:机器真正的主人,一直在涂山等你。”
“谁?”
白处长没有回答。他挂了电话。
顾拾站在风里,握着手机,听着电话挂断的忙音,响了很久。
机器真正的主人,在涂山等他。
涂山。
他背紧帆布袋,往长途汽车站走。
这一次,他的脚步,没有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