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栀是第三天早上来的。
她没敲门,直接推开拾遗堂的门,把一个牛皮纸袋拍在柜台上。袋口没封,露出半截复印件,纸边还带着扫描仪的灰。
“你要的批文。”她说,“我费了不少劲。”
顾拾拆开纸袋。
第一页,是电台大楼的立项批文。1989年,江北市建委。立项单位那一栏,盖着红章,章上的字是“环创资源回收总公司建设工程部”。
第二页,是竣工验收单。1991年,验收单位,还是环创。
第三页,是补办产权登记的函。1992年,产权单位一栏,写的是“环创资源回收总公司”。
顾拾把三页纸,平摊在柜台上,看了很久。
“环创。”他说,“总署。”
“是。”宋栀说,“电台那栋楼,从立项到产权,全是总署的。1993年出事以后,楼烧了,产权也一直没转出去。一直到今天,那栋楼的产权,还在环创名下。”
“所以袁胜说的是真的。”顾拾说,“楼不是给电台盖的。”
“是给楼底下的东西盖的。”宋栀说,“我顺着批文往下查了。电台大楼的地下,确有一间人防工事,1980年代修的,后来被环创买断,产权挂在公司名下。”
顾拾把批文收起来,放回纸袋。
“批文的事,先别声张。”他说,“这份东西,现在是压死戚北堂的最后一根稻草。”
宋栀点头,又看着他:“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顾拾说,“涂山。”
宋栀沉默了一会儿:“我请了假,跟你一块儿去。”
“不行。”顾拾说,“批文是你查的。你留在江北,盯住总署的动作。我走了以后,他们一定会动。”
宋栀还想说什么,手机响了。她接起来,听了几句,脸色变了。
“局里刚通知,”她挂了电话,说,“电台旧案,从我们刑警队,移交市局专案组了。”
“什么时候的事?”
“今天早上。”宋栀说,“专案组组长,是市局的人。我师兄说,这个专案组,是上面点的名。”
顾拾站在柜台后面,看着窗外。
“上面点的名。”他说,“总署的手,伸到市局了。”
“袁胜开庭那天,把总署扔进法庭。”宋栀说,“总署这是要抢案。”
“抢案,是为了销案。”顾拾说,“电台旧案的卷宗要是落到他们手里,批文、验收单、产权证,都能‘查无此案’。”
他把纸袋递回宋栀:“这份批文,你收好,别放局里。”
宋栀把纸袋塞进外套内兜,站起来:“你明天几点走?”
“早上六点那班。”顾拾说,“不用送。”
宋栀看着他,说:“顾拾,我妈当年也常说,有些账,得自己去收。可她说这句话的时候,我才八岁。”
她顿了顿:“后来她一直没回来。”
顾拾看着她,没说话。
“我不是劝你别去。”宋栀说,“我是说——去之前,把后事想好。”
她走了。
顾拾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她走出巷口。
他转身,打开保险柜,把三台收音机,依次拿出来,摆在柜台上。
第三台,早散了。只剩一个空壳。他摸了摸空壳,放回保险柜。
第二台,白无咎的。磁带和衬纸字条,他已经收进铁盒。
第一台,郑福生的。他抱起来,掂了掂。
机器不出声。他搭上去,指尖也没有凉意。机器在他手里,一直“哑”着。
他想起陶正。不,他还不知道陶正的名字。他只记得茶铺那个擦茶壶的老头。
白处长说,机器真正的主人,在涂山等他。
他把收音机放回保险柜,锁好,又把净字账、两份验收账、批文复印件、潘小勇的信、母亲的日记、母亲的月票,一样一样,装进帆布袋。
装到月票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月票背面,“一月,三台,一台不少”。
他合上帆布袋,背上。
下午,孙鹿的电话来了。
孙鹿的声音,比上次更急:“顾老板,出事了。”
“说。”
“仇立本上任头一件事,是核销。”孙鹿说,“白处长任期里的所有在途单,全部核销。老郑那张‘特级·慎动’,今天上午,已经从在途库销档了。”
顾拾握着手机,没有说话。
“销档,就是抹掉。”孙鹿说,“老郑那台机器的档案,没了。等于说,从今往后,谁都不承认在途库放过那台机器。”
“还有呢?”
“还有一件事。”孙鹿说,“仇立本今天下午,带着人,去了城东。就是那间砖瓦厂老屋。”
顾拾的心,紧了一下:“他找到什么了?”
“我不在现场。”孙鹿说,“可我听档案室的人说,仇立本在老屋的地板底下,撬开了一块砖。砖底下是空的。他扑了个空。”
地板底下。
顾拾想起,他最后一次去老屋,把照片、纸条、铁皮盒都收走了。铁皮盒他收走了,可地板底下那个浅坑——他蹲在坑边看过,坑是空的。他当时没多想。
仇立本,扑了个空。
“顾老板,”孙鹿说,“仇立本在你妈的老屋里找东西。他找的是什么?”
“他不知道。”顾拾说,“他只是在找‘可能藏东西的地方’。”
“那他找着了吗?”
“没有。”顾拾说,“东西,不在那儿。”
孙鹿松了口气,又压低声音:“顾老板,你什么时候走?”
“明天。”
“你走了,我替你看着江北。”孙鹿说,“白处长体检那天,我会想办法,把他的体检单,拖一拖。”
“你拖得动吗?”
“拖不动也得拖。”孙鹿说,“白处长要是被清了,咱们这边的口子,就全堵死了。”
他顿了顿,又说:“顾老板,我这条命,是白处长从在途库里捞出来的。他救了我一命,我欠他的。我替你,也替他,把江北这块儿盯住。”
电话挂了。
顾拾站在柜台后面,看着帆布袋。
仇立本去了老屋,扑了空。
戚北堂挖了坛子。
白处长三天后体检。
所有的事,都在往一个点上收。
他坐下来,给老周打了个电话:“老周,我明天去涂山。走之前,有件事想问你。”
“问。”
“白处长说,机器真正的主人,在涂山等我。”顾拾说,“涂山我上次去过,只遇到一个擦茶壶的老头,姓什么都不知道。你说,会是他吗?”
电话那头,老周沉默了一会儿:“小拾,涂山听家,有一支老辈。你爹在世的时候,跟我说过一句话——‘涂山那边,有个姓陶的,耳朵比机器还灵’。”
“姓陶。”
“姓陶。”老周说,“陶家的老辈,是‘听’字辈。你妈的师傅涂伯年,是‘看’字辈。两家同门,各修一支。”
顾拾握着手机:“姓陶的老辈,还在吗?”
“你爹说,他一直活着。”老周说,“躲在涂山,装哑巴。装了几十年。”
顾拾挂了电话,站在灯底下。
装哑巴。
茶铺那个老头,他没听他说过一句话。
他蹲下来,从帆布袋里,拿出父亲的钢笔。
钢笔是赵宝成还回来的,父亲用了一辈子。
他摩挲着笔杆,说:“爹,你当年把机器托给郑福生,是不是因为——你知道陶家老辈还在涂山,机器迟早要回去?”
钢笔当然不会回答。
他把钢笔别在胸口的衣兜里,关了灯。
明天,六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