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天下午的时候,杨守义站在那间朝南的公寓窗前,看着窗外成都午后的街景。那些熟悉的梧桐树,那些被阳光切割成碎片的街道,他忽然觉得心里有一个地方正在被缓慢地合拢,像一枚被缓缓拧紧的螺丝。他转过身,看着玛利亚正坐在沙发上,手里捧着那本翻旧了的汉语书。他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我得回去了。”
玛利亚的目光从书上移开,落在他脸上。她没有问为什么,只是说:“什么时候?”
“今天下午。”他说,“玛利亚,我这次来成都是不走了。我就在这里。但是我的身份现在不能公开,我不能告诉任何人我在哪、在做什么。我手里的技术很重要,我是和政府方面在合作。所以以后我们见面,不会像普通人那样随意。”
她合上书,把书放在膝盖上,手指压在书封边缘:“那我们以后怎么见面?”
“我得请示上面。他们同意了,我才能出来见你。”
她看了他一会儿,然后点了一下头:“行,我等着。”
她说得很平静,没有追问,没有抱怨,也没有露出那种“你又要走了”的表情。她只是说“我等着”,像在说一件她已经习惯的事。杨守义看着她,沉默了一下,又说:“到了成都,我谁都没有见,就只见了你。你也不要把我来找过你的事情告诉别人。我连我的父母都没有去看。”
玛利亚愣了一下,看着他的眼睛。她看了很久,像在确认那句话的重量。然后她轻声说:“你连爸妈都没去见?”他摇了摇头:“现在不能去。我去了,他们就会知道我回来了,就会有人顺着他们找到我。”她低下头,沉默了一会儿:“那你以后也不打算见他们了?”他说:“等事情结束了,我会去的。现在不行。”她点了点头,没有再追问。
杨守义从口袋里掏出一张银行卡,放在她手心里,然后把她的手指合拢,握成拳:“这张卡里有五十万。不要太小气了,把孩子照顾好,换一个大一点的房子。钱对我来说现在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我到欧洲去的时候,月月给了我二百万欧元,差不多一千多万人民币。我一个做实验的人,拿着那么多钱也没地方用,你拿着用。”
玛利亚低头看着掌心里那张卡,手指微微收拢了一下,像在握一件她还不太确定该不该收下的东西。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你给我太多了。”
“不多。”他说,“你现在是两个人了,需要用钱的地方比你想的要多。”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卡放进了口袋里,没有再说推辞的话。她只是抬起头看着他:“那你什么时候能再出来?”
“我会申请的。”他说,“一批准我就来。”
窗外的光正在从午后的明亮变成傍晚的暖黄,落在地板上,像一层正在慢慢变暗的水。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回头看了她一眼:“你照顾好自己。”
玛利亚也跟着站了起来,走到他身后。她张了张嘴,嘴唇动了一下,像有什么话已经到了嘴边,又被她咽了回去。她没有说出声,只是看着他,那双蓝眼睛在傍晚的光线里泛着一层薄薄的水光,但她没有哭,只是那么看着他,像在替他把所有她说不出口的话存着,留到下一次见面。杨守义也看着她,停了一秒,然后转过身,推开门走了出去。门在他身后轻轻合拢,发出一声极轻的响。
他站在门外没有立刻走,在门口停顿了一小会儿,像在等自己的呼吸平稳下来。然后他抬起手,把墨镜戴上,拉上风衣的领口,把半张脸都藏在衣领后面,才转身走向楼梯口。几乎就在他停下的同一瞬间,楼道拐角处走出一个人,灰色便装,步子不紧不慢。又一个人从楼下的转角处走出来,还有一个站在单元门外面,像是在看手机。他们没有说话,没有朝他看,只是陆续出现在他身边的位置上。杨守义没有和他们说话,也没有看他们。他只是沿着楼梯走下去,走到单元门口时,那辆黑色轿车已经停在路边,车门开着。他弯腰坐进后座,车门关上,发出一声沉闷的响。车子启动,平稳地驶出小区,汇入成都下午的街道。他没有回头,也没有再看那扇窗户。他知道她可能正站在窗边看着他,但他没有抬头。
玛利亚站在窗边,手里还攥着那张银行卡,卡片的边角在她掌心里硌出一道浅浅的红痕。她望着那辆正在远去的黑色轿车,看着它汇入车流,拐过路口,消失在不远处。她低下头,那几缕头发散落在脸颊旁边,久久没有动。
两天后,她接到了埃琳娜的电话。那是凌晨打来的,她睡得很浅,手机在床头柜上震动,她接起来,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轻轻刺了一下。那个声音她已经很久没有听到了——是埃琳娜。她在布鲁克林地下道斩杀线底下唯一一个曾经和她靠在一起、一起蜷在墙角、一起扛过那些夜晚的人。她们一起在收容所里睡过同一张床,分过同一块面包,也把对方当成过彼此唯一可以确认“还有一个活人在旁边”的证据。后来埃琳娜比玛利亚早几个月被人接走,离开了收容所。玛利亚以为她找到出路了,以为她已经走出那条斩杀线了,直到这通电话打来。
埃琳娜的声音沙哑得厉害,像一块被反复浸湿又晾干的布,每一寸都在开裂:“玛利亚……是你吗?我找不到别人了。”她说她得了重病,医生说可能活不了多久了。她说她没有钱治,也没有人管她。她说她现在已经站不起来了,每天躺在收容所那张旧床上,看着天花板上的裂缝,不知道自己还能撑几天。“我有一件很重要的东西要交给你。我留不住它了,我想把它给你。你来一趟吧,不然我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它在哪里了。”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轻,像在说一件她已经接受了很久的事,不是求救,也不是抱怨,只是在陈述一个事实。
玛利亚握着手机,坐在床边,成都的夜色从窗帘缝隙里渗进来,落在她的膝盖上。她只说了一句:“我来。”埃琳娜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谢谢你,玛利亚。”挂了电话之后,玛利亚坐在那里很久,把手机放在膝盖上,没有动。她想起埃琳娜的样子——灰蓝色外套,头发很久没洗,手指甲缝里嵌着一圈洗不掉的污垢。她想起她们一起坐在斩杀线底下的时候,埃琳娜说过一句话:“如果有一天我死了,我不会把任何东西留给这个世界,除了你。”她那时候以为那是一句随口的话,现在她知道那不是。
玛利亚站起来,走到窗边。成都的夜晚很安静,远处的灯光像一条条被拉长的线。她决定回一趟美国。她有转学手续要办,把学籍正式转到四川大学来,因为她以后不会再回美国了。她还想去看一眼她的父母,虽然他们曾经把她赶出家门,虽然他们说过“你不配姓彼得森”。不是原谅,也不是和解,只是看一眼,确认他们还活着,也让他们确认她还活着。但她心里清楚,所有这些事都可以等,只有埃琳娜不能等。她已经没有时间了。机票已经订好了,和林雪同一班航班。她不知道那件东西是一枚硬币还是一封信。她只知道她必须回去一趟——不是为了告别,是为了接住一个她曾经和她在斩杀线底下并肩坐着的人递出来的最后一样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