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上卫生乡镇之后,我在院子里的位置,肉眼可见地挪了一格。
从前我是那个随叫随到的小临时工,谁都能使唤一句。如今不少干部见了我,会主动点个头,叫一声小李;刘淑芬交代活儿,语气也郑重了,不再“你把这个抄一下”,改成“这个事你拿个意见”。
这些变化,都是实打实挣来的。可我更清楚,有人心里正憋着火。
周德望。
他原以为把评比这摊活推给我,是让我出丑、背锅,好把转正的事彻底断掉。没想到我借这阵风上了台阶,连县里的人都记住了名字。他那点子算盘,全落空了。
那几天他来过一趟乡里,在走廊上碰见我,笑着说了句“小李最近风光啊”,笑得很淡。
我知道这笑是什么意思。狗日的,这人笑起来比板着脸还让人难受。
十一月二十那天下午,我正在整理转正考核的材料,门被推开,周德望探进半个身子,笑眯眯地说:“小李,忙着呢?”
我站起来,笑着应:“周科长,您找我?”
“没什么大事。”他摆手,往里走了两步,压着声音,“晚上镇上鸿运楼有个饭局,乡里几个领导都去,你也来,认识认识人,对你往后有好处。”
我心里警了一下。他一个县人事局的科长,主动请我这个临时工吃饭?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可这话递到面前,我要是推,就是不给面子。乡里这种地方,不给面子比不给钱还结仇。
“周科长,您这么照顾我,我真不知道说什么好。晚上我一定到。”
他满意地点点头,拍了拍我肩膀,转身走了。
他前脚出门,我后脚把耳朵送了出去。
果然,走廊那头,他的声音跟另一个人接上了。另一个是财政所的孙会计,前阵子宅基地清查时,就是他拿着涂改过的数字让我签字背锅。
“……晚上那顿,都安排好了?”
“安排好了。鸿运楼东头那间雅间,酒是镇上进的烈酒,劲儿大。”
“酒菜算我的。你负责劝,把那小子灌趴下。一个乡下出来的毛头小子,几杯下去,什么话都往外倒。只要他说出对乡里不满的话、议论领导的话,咱们手里就有把柄了。”
“明白。还有一样,我在桌上搁了张收据,写的是他的名字,两千块,事由写档案管理费。等他醉了,让他按个手印。往后这张纸就是拴他的绳。”
我站在门后头,手指扣在桌沿上,扣得发白。
两千块。档案管理费。我这两个月替人糊了多少档案盒,一分钱没领过,倒要替他们背一笔两千块的账。
好手段。灌酒、套话、按手印,三样凑齐,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到时候不用他们动手,我自己就得滚回村里去。
我在屋里站了很久,等心跳平下去,才开始盘算。
这顿饭不能不去。去了才有机会拆招;不去,反倒落个“心虚”的名声,他再在外面添两句,我连解释的地方都没有。
去了也不能醉,不能乱说,更不能碰那张纸。
晚上七点,鸿运楼东头雅间。屋里坐了七八个人,周德望、孙会计,还有几个乡里的干部,两张生面孔。桌上摆了八个菜,两瓶酒,酒瓶上糊着红纸。
周德望一见我进门就招手,让我坐他旁边。
我笑着坐下,把带来的两盒烟搁在桌上,说是给各位领导添个兴。
酒过一巡,他举杯,我也举,酒到嘴边只抿了一下,杯底的酒几乎没动。他劝第二杯,我把杯子放下。
“周科长,我这酒量实在浅。小时候落过一场胃病,医生说沾酒就疼。我要是逞能喝趴下,明天材料没人整,耽误的是乡里的事。”
孙会计在旁边搭话,说科长敬酒都不喝,是不是看不起科长。
我笑着给他倒茶:“孙会计,我以茶代酒,敬您一杯。看不起这话,我可担不起。”
一桌人笑起来,气氛没僵。我心里那根弦却一直绷着,一句多话没说,一个话头没接。
酒过三巡,周德望脸上那点笑挂不住了。他原本盘算着灌醉我,套几句牢骚,再让我按个手印,三样齐活。可我油盐不进,从头到尾滴水不漏。
他把杯子往桌上一顿,忽然换了副神色:“小李,你这年轻人有前途。我听说,你想转正?”
我说:“周科长,我哪敢想。临时工本本分分干活,能干好分内的事就知足了。”
他盯着我,意味深长:“你太谦虚了。整理材料、跑评比、帮孤老收柴草,这些谁看不见?转正的事,我看有门。”
这话裹着蜜。捧杀是假,试我是真。
“周科长,您别抬举我。能干多少我心里有数,转不转正那是组织考虑的事。”
他脸上的笑终于收了。放下杯子,压着声音:“小李,咱们明人不说暗话。你转正的事,我可以替你说话。不过,你也得帮我一个忙。”
“您说。”
“我听说你手里有一份宅基地清查的材料,里头有几笔账不对劲。你把那份材料给我看看。”
来了。那份材料就是孙会计想让我背锅的那份,里头有几笔涂改过的数字,牵着几户跟乡里走得近的人家。他要这东西,要么销毁,要么拿去拿捏别人。
我脸上装出茫然:“周科长,什么材料?宅基地的汇总报告我早交到刘主任那儿了,手里没留底。”
他眼睛一冷,盯了我好一会儿,忽然又笑了:“行,你说没有就没有。不过我提醒你一句——有些东西攥在手里,未必是福气。该放手的时候放手。”
那句子落在桌上,像一颗钉子钉进木板。我把它记在心里,连他说话时手指在杯沿上敲的那两下都记着。
我低着头,说了句周科长说得是。
散席的时候,人来人往,孙会计借着递烟,把一个折了两折的信封往我手里塞。我摸到里头硬硬的一张纸。
我没接稳。手上正好沾着刚才剥虾的油,信封一滑,掉在桌上,纸滑出来半截,露出“收据”两个字。
一桌人都看见了。
我把信封捡起来,用两根手指捏着,没往兜里放,反倒摊在桌上,笑着说:“孙会计,这是什么?我这人有个毛病,纸上没我写的字,我不敢碰。要是有我的名字,我得看看是不是我自己签的。”
孙会计脸一下僵了,伸手来拿:“拿错了拿错了,是所里的单据。”
我把信封推回他手里,声音不高:“单据就收好。这东西要是丢了,明天对不上账,可就不是小事。”
桌上几个人都没接话。周德望坐在主位,端着茶,脸上没什么表情,只把茶杯盖轻轻磕了一下。
出了鸿运楼,夜风裹着寒气扑上来。我走了几十步,停下,回头看了一眼那扇亮着灯的窗。
今晚这一关,算是拆了。可他们既然敢在饭桌上摆一张两千块的收据,就说明这步棋不是临时起意。背后还有人替他们想好了整条路。
我摸了摸口袋里的火柴盒,把今晚的事在心里过了一遍:灌酒、套话、按手印、要材料。
四步。前三步没成,第四步也没成。他们下一步会换什么法子?
回到宿舍,我没点灯,坐在黑暗里,把耳朵往院子东南角那边送了送。那边静着。
静,比吵更让人不放心。
回宿舍路上,我在供销社门口的灯下站了一会儿,把口袋里那盒烟掏出来看了看。烟是出门前特意买的,为的是席上递一圈,手上有东西,才不至于被人硬塞东西。今晚那一滑,滑得正好。
第二天一早,我把那张写着“档案管理费”的账目,在心里重新过了一遍。他们没有凭据,可我手里有一本自己记的流水:哪天领过几块钱车费、哪天垫过多少纸墨、哪笔报销是谁签的字,一条一条,都在。
这本流水,我打算再抄一份,交给刘淑芬存着。东西放在明处,往后谁想在我头上做账,先得跨过这本明账。
我躺下,右耳又嗡了一声。我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心里骂了一句:狗东西,这一笔我记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