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培训班的消息一传开,我在乡里的处境就变了。
从前那些爱搭不理的人,如今远远见了我先招手;从前等着看我笑话的,改口说小李年轻有为、前途无量。食堂打饭,师傅多给我舀一勺菜,说读书人费脑子。
我心里明白这些脸变得有多快。你得意时人人捧你,你失意时人人踩你。捧你的人未必真心,踩你的人未必真恨,不过是看人下菜碟。
所以我比之前更低调。活照干,人照客气,材料照抄。这一手反倒让院子里的人更高看我几分,说这孩子沉得住气。
离培训班开班还有半个月。这半个月我一边收尾手头的事,一边留意乡里的动静。心里总有个预感:走之前,清水乡还要出一件事。
预感来得比我想的快。
十二月十九那天晚上,李广志让通讯员来叫,说去他家喝茶。
这回不是吃饭。桌上就一只搪瓷壶、两个杯子、一碟炒南瓜子。他把茶倒上,慢慢地开口,说再过半个月我就去县里了,走之前跟我讲几句掏心的话。
我坐直了,说李书记您讲。
他先说的是培训班。“你进这个班,是好事,也是难事。县里的平台比乡里大,你的眼界、人脉都能上一个台阶。可县里的水,比乡里深。你一个从村里出去的年轻人,没有根基,没有门路,在县里每一步都得格外小心。”
我说记住了。他端起杯子抿了一口,忽然换了话头:“还有一件事,我得提醒你。”
“你家后山那片地,这些日子,有几拨人在打听。”
我端杯子的手停在半空。
几拨人。
他看着我,慢慢说:“县里有人在查李家坳后山那片炭窑地的旧事。具体是谁,我不好讲。你心里得有个准备。那片地是你家的祖产,你留个心眼,别让人钻了空子。”
我把杯子放下,声音尽量稳:“李书记,谢谢您提醒。那片地是祖上传下来的,我家一直守着。谁想打它的主意,怕是打错了算盘。”
他深深看了我一眼,没再说下去,端起茶壶给我续了水。
从他家出来,夜风一吹,我才发现手心是湿的。
后山那片炭窑地,果然有事。
我在村里长到十八岁,那片坡地在我记忆里就是一片荒草、几孔塌了半边的土窑。小时候我上去过,窑口被土填了大半,石头缝里长着野草,风一大就呜呜响。老辈人不让小孩上去,说那地方埋着东西,动了要出事。
我那时候只当是吓小孩的话。
回到宿舍,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索性从箱底把爷爷留下的那本旧笔记翻出来。
本子是用粗线缝的,纸页发黄发脆,边角让虫蛀了几个洞。字迹潦草,像是想起一句就写一句,前后不连。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中间偏后,忽然停住了。
那一页上只有一行字。
“民国三十六年冬,东家蒙难,余尚幼,随李家姓。自此甄氏一脉,托于李家香火,延绵至今。”
我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屋里的煤油灯芯爆了一下。
民国三十六年,是一九四七年。
东家蒙难。余尚幼,随了李家姓。自此甄氏一脉,托于李家香火。
我家的姓,是李家。可这行字里说,李家的香火是从那一年才“延绵”下来的。那之前呢?我家明明是甄家的根,为什么非要改这个姓?
我想起小时候听来的一件事:我们家的姓,是当年村里一位游方的老先生给改的,村里人叫他诸葛先生。改姓这件事,我娘提过一次,提的时候声音很低,说完就不肯再讲。
好好的,为什么要改姓?
除非原来的姓不能再用。除非这个家,在躲什么。
我又想起我娘说过,我太爷爷那辈是逃荒到李家坳的,一落脚就买下后山那片炭窑地。逃荒的灾民,哪来的钱买地?
我爹还说过,爷爷年轻时去县城做过几年买卖,攒了家底才把老屋翻新。可爷爷从没说过,他在县城做的什么买卖。
这些疑点,从前我从没往一处想过。今夜它们排在一起,像几块石头终于垒成了一道墙。
就在这时候,耳朵里钻进一段声音。
从后山那边来的,隔着两里地,风把话送得很碎。我屏住气,把注意力送过去。
两个男人,一个嗓子年轻,一个沙哑。都压得极低,像是怕被人听见。
“……那片窑底,真埋着东西?”
“……老辈人传下来的话,错不了。解放前那边闹过一回,死了不少人。窑底埋的,是当年那户人家的东西。”
“……那户人家?不是说绝了户吗?”
沙哑的那个笑了一声,笑得像砂纸蹭木头:“表面上看是绝了。可老辈人私下都说,那户人家当年留了后。孩子托给谁带走了,谁也不知道。这些年,一直有人在找。”
“……找什么?”
“……找那孩子留下的后。找到了,窑底那些东西,就有了主。”
声音到这儿断了,接着是一阵脚步踩过碎石的声音,越来越远。
我坐在床边,浑身发僵。
窑底埋着东西。那东西不姓李。东家留了后,一直有人在找。而我爷爷,在那一年改了姓,从此“香火延绵”。
难道说——这个念头一冒出来,血全往脑门上涌。我按住膝盖,让自己坐稳。
不能乱想。这种话,乡野里传了几十年,传来传去早就走了形。当年闹过一回、死了不少人,这种事在解放前的山区不算稀罕。托孤也寻常,兵荒马乱的年月,谁家没托过孩子。
可爷爷那一行字,写得那么实。东家蒙难,余尚幼,随姓。这不是传闻,这是记账。
我想起我爹有一回喝了酒,坐在门槛上说,咱家这姓来得不容易。我问他怎么不容易,他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两下,说小娃子问这些做啥,起身进屋了。
那时候我十五岁,只当他喝多了。今夜再想,那句话后头压着的东西,怕是比我这些年的日子都重。
右耳嗡了一下,我抬手按了按,把注意力收回来。不能再听了。今晚这一段,已经够我嚼很多天。
我把本子合上,放在膝头,望着窗纸外头。
县里有人在查后山那片地。李广志说有几拨人。今晚后山上又有两个人,摸黑去看窑口。
两件事凑在一处,就不是巧合了。
我进县里的培训班,本来只当是一条往上走的路。如今看来,这条路也许不止通向一个位子。
我把煤油灯挪近了些,重新翻开本子,从第一页看起。
看到天亮,我把里头能对上的事列了个单子:爷爷那一行托孤的字;改姓的旧事;逃荒落脚就买地的疑点;爷爷在县城的买卖;老辈人不让小孩上后山。
五条。一条都解不开。
我把单子折起来,夹进本子最后一页,重新塞回箱底。
后山那两个人今夜摸黑上去看窑口,说明有人已经等不及了。我在乡里耽搁不了几天,得赶在走之前,把山上的脚印摸一遍。
我把箱子盖扣上,扣得很轻。这件事,我爹娘都不知道我在查。要是让他们晓得,怕是要拦。可我总觉得,有些账,得有人去翻。
天已经蒙蒙亮,院子里有鸡在叫。我站起来,推开窗,山那边的雾还没散,后山的轮廓在雾里只露出半个脊。
我望着那道脊,心里第一次生出一种说不清的东西。从前我以为自己是从山坳里出来讨生活的一个后生,如今才知道,我脚下这片土,也许埋着我不知道的来处。
来处不清,去处就难定。
走之前还有件事要办:上后山一趟,看看那几孔窑口最近有没有人动过。这趟上去不为查什么,只为心里有个底。
我把窗关上,转身收拾桌上的材料。去县里之前,我得把这件事弄明白一点,哪怕只明白一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