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班第二个星期,郑科长在课前宣布了一件事:下周摸底考试,写一篇调研文章,题目是《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基层工作》。成绩计入结业鉴定。
教室里当即起了动静。有人翻本子,有人低声问考不考理论,有人已经开始打听往年的范文。
我心里明白,这种考试考的不是文章。考的是能不能摸到县里的意思。文章写得漂亮,方向错了,一样白搭。
接下来几天,班里风声不断。有说这次是部里王部长亲自定的调子,要挑几个有见识的当后备;有说郑科长手里有一份评分参考,上头列了要点;还有人说,钱志远已经弄到一份往年优秀调研文章,连夜在揣摩。
三条消息,两条我信一半,一条我根本不信。
不信的那条,是钱志远弄到范文。这种事传得越像真的,越可能是有人故意放的。放风的人要的就是别人跟着那份范文的模子写,写到最后一模一样,谁也显不出来,只有放风的人自己知道该往哪儿拐。
那几天我做了件事:把班里谁跟谁走得近,画在一张纸上。画完发现一个规律——凡是传“范文”的人,都跟钱志远那一圈沾边。风声不是从墙缝里漏出来的,是有人端着往外洒的。
可评分参考这一条,我得弄清楚。它要真存在,那就是这场考试的题眼。
自习室里坐了不少人,翻书的、抄笔记的,还有一个趴在桌上睡了。我收好本子出来时,楼道灯只亮着一半,暗一段亮一段。
第三天夜里,我从自习室出来,路过教学楼二楼。走廊尽头那间办公室还亮着灯,门缝里透出一线黄。我放轻脚步,往墙边靠了靠。
郑科长的声音在里面,压得低:“……这次的标准就这么定。三条:政治站位,联系实际,创新思维。这三条是王部长亲自划的,一个字都不能偏。”
另一个声音问:“那要不要给学员透个风?也好有个准备。”
郑科长停了停:“透什么风。透了就测不出真水平。让有本事的自己悟。”
“那悟不出来的呢?”
“悟不出来的,火候不到。这回要的是能独当一面的人,不是会抄材料的。”
我贴着墙站了很久,等里头的脚步声往门口来,才转身下楼。
出了教学楼,夜风一吹,我才发觉后背全是汗。
政治站位、联系实际、创新思维。三条,就是题眼。
可我走了十几步,又停住。
这事太顺了。顺得让我不放心。
一个班主任在办公室里跟人讲评分标准,讲得那么清楚,还带人名;门没关严,走廊上没人;我恰好那晚从自习室出来,恰好走到二楼。这世上的巧事,多半是有人安排好的。
我站在操场边上,把这事从头想了一遍。要是有人知道我这双耳朵,故意在那间屋里把话讲给我听呢?我照着这三条写,写出来的东西,就跟别人一个模子。到时候,谁抄谁,谁是真悟出来的,一目了然。我成了那个被钓上来的。
可反过来想,就算这话是说给我听的,这三条本身也不假。政治站位、联系实际、创新思维,这三样放在任何一篇调研文章上都站得住。真与假,不在话上,在怎么用。
我回了宿舍,坐在床沿想了半宿,把腹稿推翻了两回。
第一稿我打算顺着三条写,写得四平八稳,每一条都点一句,末尾再拔高。写到一半我自己先烦了:这稿子跟班里二十个人写出来的不会差一个字。
第二稿我换了路子。不写“如何做好”,写“做不好是怎么做坏的”。拿清水乡评比里三件真事开刀:柳树湾的会计估数填表,是“联系实际”的反面;张老汉那垛柴草,是“政治站位”落不到户的样子;评比前三天我连夜改三个数,是“创新”其实就是把笨功夫做实。
题目也换了,不叫《如何做好新时期的基层工作》,叫《三件小事:基层工作里最容易做坏的地方》。
改题目这一夜,我把三件小事写在纸上,一件事配一句话,看哪句最硬。写完觉得还不够,又添了一行小注:三件事都出在同一个乡,同一年的一个月里。
这一行小注,是给看懂的人看的。
写完我又犹豫了很久,怕跑题。可转念一想,郑科长那句“要的是能独当一面的人”,独当一面的人不写漂亮话,写得出毛病。
考试前一晚,赵大成问我打算写什么。我说写乡里的事。他说他打算按三条标准分段写,一段一条,稳妥。我说稳妥好。
他看了我一眼,说你嘴上说稳妥,笔下从来不安稳。
考试那天,考场设在党校小礼堂,一人一张桌,两个监考。我用了两个半钟头,写到第三件小事时手都酸了。
交卷时路过钱志远那排,他还在写,纸上密密麻麻,一看就是照着什么模子铺开的。他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笑。
监考的是党校两个干事,一前一后站着。写到一半,前排有人把纸揉成团又展开,声音很响。我头也没抬。
交卷时我扫了一眼场内:三十几个人,一半写满三页,一半写不满两页。写得满的,多半是照模子铺的。
三天后出成绩。我九十二,全班第三。第一是钱志远,九十五。第二是县妇联的沈倩,九十三。
有个县直来的学员在旁边小声说,乡镇的怎么能考第三。另一个说,人家那篇是真下过乡的人写的。
我站在人后头听,没转身。
成绩贴在教务处门口的墙上。围的人不少,有人念名字,念到“李少宗”时停了一下,回头看了看是谁。
赵大成挤过来拍我肩膀,说你可以啊,全班第三。孙立国也走过来,看了眼榜,说了句“写得实”。
我笑着摆手,说运气好,手上有素材。
心里却比脸上冷得多。九十五、九十三、九十二,三个分数咬得这么紧,前三名正好是财政局、妇联、清水乡,一个县直、一个群团、一个乡镇,摆得整整齐齐。
我特意去看了贴在墙上的前三名文章摘要。钱志远那篇写的是“三位一体推进基层治理”,小标题排得齐,一句顶一句。沈倩那篇写“以妇建促家建”,落点巧。
两篇都好,可都像照着什么模子裁出来的。只有我那篇,题起得歪。
这分数排得像有人拿尺子量过。我不信这是巧合。
下午郑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他坐在桌后,先问了我乡里的情况,又问家里几口人、父亲做什么。问得很随意,眼睛却没离开过我的脸。
末了他才说:“你那篇文章,我看了两遍。三件小事,写得实。尤其是柴草那一件,别人写不出来。”
我说谢谢郑科长,我还差得远。
他点了点头,把稿子推回来,指尖在纸边上敲了一下:“你这题目起得险。换个人写,就是跑题。”
我说我也是掂量了很久才敢这么写。
他笑了一下,没再说什么,让我回去。
走廊尽头有人拎着暖瓶走过,壶盖没拧严,一路滴。我看着那串水点,忽然想到一件事:郑科长说“换个人写就是跑题”,这话等于告诉我,他手里有一把尺子,而且这把尺子不只量文章。
出了办公室,我在走廊上站了一会儿。他最后那句话,像夸,也像提醒。险,是我自己选的;他知道我险,说明他看得懂。
晚上赵大成问我文章怎么写的,我没细说,只说把乡里的事照实写了。
孙立国在上铺翻书,忽然说了一句:“前三名里,两个县直的。”我说是。他停了停,说这分数排得干净。
他没再多讲,可“干净”两个字,说到我心里去了。
躺下后我把这几天的事在心里摆开:一份传得满城的风声,三条不知真假的标准,一个整整齐齐的前三名。
三样东西摆在一处,那个形状就出来了:有人在这个班里下棋,而且下得比我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