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上八点半,顾拾到了电台老楼。
老楼封着,四周拉着铁丝网。铁门上,挂着大锁,锁上贴着封条。
他围着老楼,转了一圈,在东北角,找到一道侧门。侧门也被铁丝网封着,可铁丝网底下,有一个豁口——是孙鹿白天割开的。
他钻进去,贴着墙根,走到密室入口那块石板前。
石板还盖着,落了新的灰。他撬开石板,下了密室。
密室里,一股潮气。他打着手电,走到东北角。
东北角的地面,铺着青砖。他蹲下来,一块一块地敲。
敲到第四块砖,声音是空的。
他撬开砖。
砖下面,是一块铁板。铁板四边,压着厚厚的灰。铁板中央,有一个拉环。
活板。
他握住拉环,往上拉。
铁板锈死了。他拉了两下,没拉动。他找来一根铁棍,别进拉环里,用力。
咔——
铁板动了。一股凉气,从底下冒上来。
他掀开铁板。
底下,是一道竖井。竖井不深,两米多。井壁上有铁梯,锈迹斑斑。
他顺着铁梯,下到井底。
井底,是一条通道,往西,通进黑暗里。
他弯腰,走进通道。
走了十来步,通道到头了。
尽头,是一扇木门。
木门关着,门缝里,透出一点光。
光?
顾拾愣了一下。
他推开门。
门后,是一间屋子。
屋子不大,四壁是水泥的。屋子中央,立着一根柱子,柱顶,是一块石板。
石板中央,空的。
他昨晚,就是从这儿,抱走了核心。
他站在门口,看着那根空柱子,又看了看头顶。
头顶,是一块木板。木板上,压着灰。
他伸手,推了推木板。
木板是活的。它往上,顶开。
木板上面,是另一间屋子。
顾拾顺着木板,爬上去。
上面那间屋子,比下面大。四壁,钉着木架。木架上,空空荡荡。
墙根,靠着一只老式木箱。木箱开着,里面是空的。
顾拾蹲在木箱前,看了很久。
这间屋子,是郑福生的。
郑福生,在电台当机务的时候,住在这儿。
他白天,上去修机器。晚上,下来挖洞。
木箱里,空空的。他死之前,把东西,都送走了。
喇叭,送去了涂山。
账,交给了李蔚然。
收音机,托付给父亲。
他把自己,拆了个干净。
顾拾蹲在空木箱前,伸手,摸了摸箱底。
箱底,压着一块布。
他抽出来。
布是蓝的,洗得发白。是郑福生的手绢。
手绢里,包着一枚钥匙。
钥匙是铜的,旧式,齿很深。
他拿起钥匙,看了一会儿,放进口袋。
他站起来,把屋子,又看了一圈。
他忽然看见,墙角,靠着一台机器。
机器蒙着布,布上落着灰。他走过去,揭开布。
是一台老式车床。锈了,可保养得很好。
车床上,夹着一截铜管。铜管细,削了一半,没削完。
郑福生,生前,最后在车床上,削这根铜管。
他削了一半,走了。再也没回来。
顾拾站在车床前,看着那截没削完的铜管。
他忽然明白了,郑福生,是想给自己,再削一个喇叭。
他削了一半。
没削完。
顾拾把那截铜管,从车床上,取下来,放进帆布袋。
他走出屋子,顺着木板,下到地底二层,再从竖井,爬回密室。
他把活板,重新盖好,铺上砖。
他走出密室,站在老楼东北角的夜色里。
风很大。
他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九点二十。
他给孙鹿发了一条短信:“拿到了。撤。”
孙鹿回得很快:“撤。你走后门。我在后街口等你。”
顾拾收好手机,钻出铁丝网豁口,贴着墙根,往后街走。
后街口,停着一辆面包车。孙鹿坐在驾驶座上,看见他,按了一下喇叭。
顾拾拉开车门,坐进去。
“拿到了?”孙鹿问。
“拿到了。”顾拾说。
“机器呢?”
“在老宅。”
孙鹿愣了一下:“老宅?你不带身上?”
“机器太大。”顾拾说,“带身上,招眼。我把它,留在了老宅地底。”
“留那儿,安全吗?”
“安全。”顾拾说,“那地方,只有我爹,和我,知道。”
孙鹿没再问。他发动车子,往南开。
开到桥南,孙鹿把车停在桥头,熄了火。
“顾老板,”他说,“明天九点,白处长体检。你想好了没有?”
“想好了。”顾拾说,“明天早上,我去总署。”
“你去总署?”孙鹿看着他,“你进得去吗?”
“进得去。”顾拾说,“戚北堂,会请我进去。”
“他请你?”
“他怕机器。”顾拾说,“他怕机器醒。我告诉他,机器在我手里。他就得请我。”
孙鹿沉默了一会儿,说:“顾老板,你这是在赌。”
“是赌。”顾拾说,“可我手里,有牌。”
他推开车门,下了车。
“孙鹿,”他说,“明天,你要是听见机器响,别怕。”
“机器响,是什么声音?”
顾拾想了想,说:“是名字。”
他关上车门,往拾遗堂走。
夜很深了。他推开门,老周还坐在门槛上。
“拿到了?”老周问。
“拿到了。”顾拾说,“郑福生,还有一间屋子。屋子底下,通着地底二层。”
他把那截没削完的铜管,放在桌上。
老周看着那截铜管,看了很久,说:“他没削完。”
“没削完。”顾拾说。
“小拾,”老周说,“你知道,郑福生为什么要给自己削喇叭吗?”
“不知道。”
“他怕机器哑。”老周说,“他怕有一天,机器醒了,没人能替它说话。他想给自己,留一个嘴。”
顾拾坐在灯底下,看着那截铜管。
郑福生,想给自己,留一个嘴。
他削了一半。
他把自己,拆了个干净。
可他没有,留一个嘴。
顾拾把那截铜管,拿起来,掂了掂。
铜管不重。可它沉甸甸的,压手。
他忽然想起,郑福生在手绢里,还包着一枚钥匙。
他掏出钥匙,放在灯下。
铜钥匙,齿很深,旧式。
“老周,”他说,“你认得这把钥匙吗?”
老周接过来,对着灯,看了半天,说:“不认得。可这个齿形——像是开电台老楼机房的。”
“机房?”
“电台老楼,顶楼有一间机房。”老周说,“郑福生管的那间。1993年,火烧起来,机房是第一个着的。”
顾拾握着那把钥匙,坐在灯底下。
郑福生,把机房的钥匙,包在手绢里,压在箱底。
他要留的,是机房。
“老周,”他说,“机房烧了三十年。钥匙,还开得了门吗?”
“门烧了,锁还在。”老周说,“钥匙是铜的。铜不怕火。”
顾拾把钥匙,放进口袋。
他看了看表。
夜里十一点。
“老周,”他说,“明天早上,我去总署之前,先去一趟电台老楼。”
“去机房?”
“去机房。”顾拾说,“郑福生留的东西,不会只有一样。”
老周看着他,说:“你去吧。我不拦你。”
“可有一句话,我得告诉你。”
“什么话?”
“郑福生,当年说过一句话。”老周说,“他说:‘这台机器,不是总署的。是白守真让它记名字的。名字,不该锁在总署的密室里。’”
“他说的名字,不是几个名字。”老周说,“是所有的名字。”
顾拾站在灯底下,看着窗外黑沉沉的夜。
所有的名字。
他闭上眼睛,又睁开。
“我知道。”他说。
他把帆布袋,又检查了一遍。
铜喇叭,在。供词,在。地基图,在。那台合体的机器,在老宅地底。
他背上帆布袋,出了门。
夜风,把他身上的汗,吹干了。
他往电台老楼的方向走。
明天,是白处长体检的日子。
他要在机器响起来之前,把郑福生留的每一样东西,都拿到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