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署大楼在江北老城中心,一栋灰楼,八层,门口挂着一块旧铜牌:“环创资源回收总公司”。
顾拾到的时候,还不到八点。大楼门口,站着两个穿制服的人,腰里别着电棍。
他刚站定,门里走出一个人。
郝清。他还是那身白衬衫,袖口挽着,露出那截黑蛇纹身。他手里夹着一支烟,没点,转着玩。
“顾老板,早。”郝清说,“署长等你很久了。”
“他知道我要来?”顾拾说。
“他知道你昨晚进了老楼。”郝清说,“也知道你拿走了核心。”
顾拾背着帆布袋,抱着那台合体的机器,站在台阶下。
“他怎么知道的?”
“老楼东北角,装了探头。”郝清说,“昨晚十一点,你撬活板的时候,探头拍下来了。”
顾拾的手,紧了一下。
“你拆了探头吗?”郝清问。
“没有。”
“那他就知道。”郝清说,“你没必要瞒。署长说,你既然来了,就是带着东西来的。他等着看你手里的东西。”
顾拾抬头,看着那栋灰楼。
八层。顶层,是署长办公室。
“白处长呢?”他问。
“三层,体检室。”郝清说,“九点开始。”
“现在还差一个小时。”
“一个小时。”郝清说,“够你上楼,见署长一面。”
顾拾没有动:“我要先见白处长。”
郝清看着他,笑了笑:“顾老板,你见不了他。体检室,从昨晚起,就封了。”
“那我不上楼。”顾拾说,“我就在这儿等着。等九点。”
“等九点,做什么?”
“等机器响。”顾拾说,“机器一响,体检就做不成。”
郝清的脸色,变了一下。
他看了看顾拾怀里的机器,又看了看他:“你当真,要跟署长,硬碰?”
“不是硬碰。”顾拾说,“是摆账。”
郝清沉默了一会儿,转身往里走:“跟我来。署长说,你不上楼,他就下来。”
顾拾抱着机器,跟着他,走进大楼。
一楼大厅,空荡荡的。前台没有人。电梯门开着。
郝清按了三层。
电梯上行。
“顾老板,”郝清在电梯里说,“我知道你想干什么。你想让机器,在白处长体检之前,响起来。”
“是。”
“机器一响,白处长的记忆,就清不干净。”郝清说,“你知道,清不干净的下场是什么?”
“什么下场?”
“清不干净的人,会疯。”郝清说,“他脑子里,同时有两套账。旧账翻上来,新账压不下去。人会疯。”
顾拾看着他:“你们给多少人,做过这种‘清不干净’的事?”
郝清没有回答。
电梯到了三层。
电梯门打开。
三层,一条走廊,走廊尽头,一扇铁门。铁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体检室”。
体检室的门,关着。门上,贴着封条。
顾拾站在走廊里,看着那扇门。
白处长,就在里面。
郝清站在他身后,说:“顾老板,署长让你先上去。他说,你手里的东西,可以谈。”
顾拾没有动。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机器。
机器的表面,泛着淡淡的铜光。光里的名字,还在游。
他伸手,搭上去。
指尖,凉。
画面涌上来。
不是白处长。
是母亲。
母亲坐在一间屋子里,屋子的窗,对着一条街。街上的梧桐树,叶子黄了。
母亲面前,摆着一只旧木箱。木箱打开,里面,是一台红灯牌收音机。
母亲把收音机,抱出来,放在膝盖上,摩挲着。
她说:“老顾,你说,机器要是真醒了,小拾一个人,撑得住吗?”
没有人回答。
母亲低下头,用袖子,擦了擦收音机的外壳:“撑得住。他像我。”
画面断了。
顾拾松开机器,站在体检室门前,眼睛发酸。
他吸了口气,转身,看着郝清:“带路。”
“上楼?”
“上楼。”顾拾说,“我见戚北堂。”
顶层,署长办公室。
门是木门,厚重,推开的瞬间,一股檀香味,飘出来。
办公室很大,一张红木办公桌,桌后,坐着一个男人。
男人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梳得一丝不苟。他穿一件深灰色中山装,戴一副金丝眼镜,正低头,看一份文件。
听见门响,他抬起头。
“顾老板,”他说,“坐。”
声音温和,带着一点南方口音。
戚北堂。
顾拾没有坐。他站在门口,抱着机器。
“戚署长,”他说,“我来了。”
“来了好。”戚北堂放下文件,“我知道你会来。”
“你挖了我妈的坛子。”顾拾说,“你知道,我会来。”
戚北堂看着他,笑了一下:“顾老板,你妈的坛子,是空的。”
“我知道。”顾拾说,“陶正,把里面的东西,抄了一份。”
戚北堂的笑意,淡了一点。
“陶正,”他说,“他还活着。”
“活着。”顾拾说,“擦了一辈子茶壶。”
戚北堂沉默了一会儿,说:“你见到他了。”
“见到了。”顾拾说,“他告诉我,机器是他造的。郑福生,是他徒弟。”
戚北堂没有接话。他站起来,走到窗前,看着外面的城市。
“顾老板,”他说,“你知道,‘净字计划’,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顾拾说,“你讲。”
“净,是干净的净。”戚北堂说,“这个行当,人知道得太多,会死。会连累家人死。我做的,是让人‘干净’——把不该记得的事,洗掉,让人平平安安地活下去。”
“被清的人,不是死了。”他说,“是活着,干干净净地活着。”
顾拾看着他:“那白守真呢?”
戚北堂的手指,顿了一下。
“白守真,1993年秋,以命定规,自清。”顾拾说,“他是自杀的。你管这叫‘干干净净地活着’?”
戚北堂站在窗前,背对着他,没有说话。
“戚署长,”顾拾说,“你洗掉的,不只是记忆。你洗掉的,是人的一生。”
“你让白无咎,忘了自己是谁。”
“你让周建军、李蔚然、郑福生、潘小勇——四个烧死的人,从档案里消失。”
“你让袁胜,顶着‘死者’的名头,活了三十年。”
戚北堂转过身,看着他:“你怎么知道袁胜?”
“我从老楼机房的铁柜里,拿到的。”顾拾说,“五张登记表。第五张,写的是袁胜。”
戚北堂的脸色,沉下来。
“顾老板,”他说,“你知道的,比我想的多。”
“我来,不是来比谁知道得多。”顾拾说,“我是来摆账的。”
“摆账?”
“1993年11月17日,电台大火。”顾拾说,“你让白无咎放的火。你让袁胜做的账。你烧了楼,烧了密室,逼那台机器自己走出来。”
“机器没烧掉。”他说,“它出来了。它选了人。你找了它三十年。”
“现在,它在我怀里。”
戚北堂看着顾拾怀里的机器,看了很久。
“顾老板,”他说,“你开个价。”
“我不要钱。”顾拾说。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今天,别清白处长。”顾拾说,“我要你,把净字计划,停下来。”
“停下来?”戚北堂笑了一下,“净字计划,不是我一个人的。它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停了它,这个行当,就乱了。”
“乱了,也好过‘净’了。”顾拾说,“被清的人,是人。不是废纸。”
办公室里,安静下来。
窗外,城市的车流声,隐隐约约,传进来。
戚北堂回到桌后,坐下,说:“顾老板,我可以不清白处长。”
“条件呢?”
“条件,”戚北堂说,“你把机器留下。”
顾拾看着他。
“机器,我找了三十年。”戚北堂说,“它是净字计划的核心。它记着每一个被清的人的名字。它不能流到外面去。”
“我要是,不留下呢?”
“你不留下,”戚北堂说,“白处长,今天上午九点,照常体检。”
“体检完了,他会忘掉你。忘掉宋栀。忘掉老周。忘掉他自己是谁。”
“他会变成一个,干干净净的人。”
顾拾抱着机器,站在办公室门口。
“戚署长,”他说,“你知道吗——机器里,郑福生醒了。”
戚北堂的瞳孔,缩了一下。
“郑福生,第一个醒的。”顾拾说,“他跟我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机器不认仇。机器只认账。’”顾拾说,“谁欠的账,机器只念名字,不记仇。”
“可名字,是会响的。”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机器。
“戚署长,你让机器流到外面去,机器就会响。响起来,记着的名字,一个一个,都会说话。”
“你怕的,不是机器流出去。”
“你怕的,是机器说话。”
戚北堂坐在桌后,看着顾拾。
他的手指,搭在桌沿上,轻轻地,敲了一下。
“顾老板,”他说,“你是个聪明人。”
“可聪明人,也有算错的时候。”
他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对着电话那头,说:“体检室,提前开始。现在。”
顾拾抱着机器,站在门口,浑身一震。
“你——”
“顾老板,”戚北堂放下电话,说,“我本来,还想跟你谈一谈。可你太急了。”
“你急,是因为你怕。你怕白处长被清。”
“可我也怕。”他说,“我怕机器响。”
“你怕机器响,你就提前动手。”顾拾说,“你动手,我就更要让它响。”
他转身,抱着机器,冲出门。
身后,戚北堂的声音,不紧不慢:“顾老板,三层,电梯停了。”
顾拾按下电梯键,没有反应。
他冲向楼梯间。
楼梯间里,两个穿制服的人,堵在楼梯口。
“让开。”顾拾说。
“顾老板,”制服的人说,“署长说,请你回办公室,坐一会儿。”
顾拾抱着机器,看着他们。
他把机器,抱得更紧。
“我不坐。”他说。
他转身,往走廊另一头跑。
顶层只有一条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窗。
他跑到窗前,推开窗。
窗外,是城市。八层楼高,风很大。
他低头,看楼下。
楼下,总署大楼的门口,停着一辆警车。
宋栀站在警车旁边,抬头,看着他。
“顾拾!”她喊,“别跳!”
顾拾站在窗口,风把他的头发吹起来。
他没有跳。
他回头,看着追过来的制服的人。
他把机器,从怀里,举起来。
“你们署长,怕机器响。”他说,“我现在,就让它响。”
他伸手,搭上机器。
指尖,凉。
他闭眼。
“老郑,”他在心里说,“响。”
机器,轻轻震了一下。
然后,喇叭里,传来一个声音。
很轻,很老:“郑福生。1953年生,江北人。机务工程师。”
“1989年,入电台。1993年11月17日,死于电台大火。”
“清我的人,是戚北堂。”
声音,在顶层办公室里,荡开。
穿制服的人,停住了。
戚北堂,从办公室里走出来,站在走廊里,看着顾拾。
机器,还在响。
“郑福生。1953年生,江北人。机务工程师。”
顾拾抱着机器,站在窗口,听着那声音。
风很大。
名字,响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