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拾遗堂,已经是傍晚。
老周还坐在门槛上,看见他们,站起来。
“孙鹿,接回来了?”他问。
“接回来了。”顾拾说,“仇立本,被市局带走了。”
老周点头,没有多问。
他看了看顾拾怀里的机器,说:“机器,响过了。”
“响过。”顾拾说,“郑福生,念了自己。”
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响过一声,就有第二声。”
“机器,停不下来了。”
顾拾把机器,放回柜台。
机器的表面,铜光,比上午,亮了一些。
光里的名字,游得更快了。
“老周,”顾拾说,“戚北堂,下一步,会动谁?”
老周想了想:“他会动机器。机器在你手里,他动不了机器,就会动你。”
“动你,最痛的地方,是什么?”
顾拾想了想:“我爹,我妈。”
“是。”老周说,“他会,动你爹妈的账。”
“你爹妈,三十年前,被总署,登记在册。”
“他要是,把你爹妈的档案,翻出来,往明面上一摆——”
“顾家,就是总署的逃兵。”
“逃兵的名声,压下来,你在行里,就站不住。”
顾拾站在柜台前,说:“我站不住,没关系。机器,站得住。”
“可你爹妈的账,是活人的账。”老周说,“活人的账,渡不了。”
“你爹妈,还活着的时候,被总署登记过。这份登记,就是一道,活人的账。”
顾拾没有说话。
他走到柜台后面,坐下。
他拿起母亲的日记,翻开,又合上。
“老周,”他说,“我妈,当年,为什么要逃?”
“因为她师傅,让她逃。”老周说,“涂伯年临死前,跟她说:‘有人让你看你自己,你就跑,跑得越远越好。’”
“她跑了。”
“她跑了三十年。”老周说,“她躲在你爹的旧货堆里,躲了三十年。”
“她说,她师傅还说了一句话。”
“什么话?”
“她说:‘看人的,看不了自己。看对了,不能说。’”
顾拾坐在柜台后面,把这句话,在心里,翻来覆去。
看对了,不能说。
母亲,看见了什么,不能说?
他低头,看着怀里的机器。
机器的表面,名字,还在游。
他伸手,搭上去。
指尖,凉。
他闭眼,心里问:妈,你当年,看见了什么,不能说?
画面涌上来。
不是1993年。
是更早的。
1989年。
母亲,站在电台大楼的工地上。
工地还没建成。楼,只有一半高,搭着脚手架。
母亲,是去看一个人。
她站在工地门口,等着。过了一会儿,一个男人,从工地里走出来。
男人穿一件蓝工装,戴着安全帽,是父亲。
父亲看见母亲,愣了一下:“你怎么来了?”
“我来看看。”母亲说,“你收旧货,怎么收到工地来了?”
“工地,有旧货。”父亲说,“钢筋头,铁丝,都能卖。”
母亲看着他,忽然,说:“老顾,这栋楼,你别收。”
“怎么了?”
“我看这栋楼,气不对。”母亲说,“楼底下,有东西。”
父亲看着她:“什么东西?”
“说不上来。”母亲说,“可我看着,心里发紧。楼还没建成,底下,就压着东西了。”
父亲蹲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念秋,你眼睛毒。你说有东西,就有东西。”
“我不收这栋楼的旧货。”他说,“我离它,远远的。”
“可你说话,得算话。”
母亲说:“算话。”
画面断了。
顾拾松开机器,坐在柜台后面。
1989年,楼还没建成,母亲就看见了,楼底下有东西。
她让父亲,别收这栋楼的旧货。
父亲答应了。
可1993年,父亲还是,进了那栋楼。
他为什么,还是进去了?
他想起,老周说过:“你妈说,那栋楼,气不对。你爹不信邪,偏要去看看。”
父亲,是不信邪,还是,不得不去?
他低头,看着机器。
他忽然,想起一件事。
1989年,母亲看见楼底下有东西。父亲答应,不收这栋楼的旧货。
1991年,楼建成。1992年,产权补办。
1993年,火起。
母亲,从1989年,就知道,这栋楼要出事。
她守了三十年。
她守的,不是潘小勇。
她守的,是从1989年,就看见的那道“气”。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看着夜色。
“老周,”他说,“我妈,1989年,就看见楼底下的东西了。”
老周坐在门槛上,抽了一口烟:“她看见了。”
“她看见了,为什么,不早点,把东西挖出来?”顾拾问。
“挖不出来。”老周说,“楼是总署盖的。楼底下,是总署的密室。她一个看家的女人,怎么挖?”
“她只能,等。”
“等楼塌,等地裂,等有一天,东西自己露出来。”
顾拾站在门口,夜风吹过来。
“她等到,自己先走了。”他说。
老周没有说话。
两个人,站在夜色里,很久。
忽然,门外,传来敲门声。
笃,笃,笃。
三下,不紧不慢。
顾拾走过去,拉开门。
门口,站着一个人。
郝清。
他站在灯影里,还是那身白衬衫。这一次,他手里,没有名片。
他手里,拿着一只牛皮纸袋。
“顾老板,”他说,“署长,让我给你,送一样东西。”
他把牛皮纸袋,递过来。
顾拾没有接。
“什么东西?”他问。
“你爹妈的档案。”郝清说,“净字第壹柒号。原件。”
顾拾站在门口,看着那只牛皮纸袋。
“戚北堂,为什么,给我这个?”
“署长说,”郝清说,“你爹妈的档案,他要,亲手还给你。”
“他还的,是档案。不是账。”他说,“署长说,账,他还不了。”
“他让你,今晚,去一趟总署。”
顾拾看着那只牛皮纸袋,又看着郝清。
“他要,机器?”他问。
郝清没有回答。
他笑了笑,把牛皮纸袋,放在门槛上:“顾老板,东西,我送到了。”
“去不去,你定。”
他转身,走进夜色里。
顾拾站在门口,看着门槛上的牛皮纸袋。
他蹲下来,捡起纸袋,打开。
里面,是一份档案。
封皮上,印着:净字第壹柒号。
他翻开。
第一页,是母亲的入档登记表。
1988年。
“沈念秋,女,20岁,涂山人。看家。师承:涂伯年。”
第二页,是一张照片。照片上,年轻的母亲,扎着辫子,看着镜头,没有笑。
第三页,是一份批复。
“拟收编沈念秋,入总署,任看事员。呈:署长戚北堂。”
批复栏,一个红色的“准”字。
下面,一行小字:“1990年3月,沈念秋,私自脱离。追查。”
顾拾捏着那份档案,站在门口,手在发抖。
1988年,总署,要收编母亲。
1990年,母亲,私自脱离。
追查。
“私自脱离。”他低声说。
“私自脱离,”老周说,“就是逃兵。”
顾拾把档案,合上。
“我妈,1988年,就被总署盯上了。”他说,“她师傅涂伯年,1989年,就让她逃。”
“她没逃。”
“她等到1990年,才逃。”
“为什么?”
老周想了想:“1989年,你爹,开始收电台楼的旧货。”
“她逃,是为了,不让总署,顺着她,找到你爹。”
顾拾站在门口,握着那份档案,心里,翻江倒海。
母亲,1990年脱离。
她脱离,是为了父亲。
她怕,总署顺着她,找到父亲。
“老周,”他说,“我妈,1990年脱离。1993年,火起。”
“中间三年,她在哪儿?”
老周看着他:“她跟着你爹,收旧货。”
“收旧货,收旧货……”顾拾说,“她收的,不是旧货。”
“她收的,是楼底下的东西。”
“她1989年,看见楼底下有东西。1990年,脱离总署。1993年,楼烧了。”
“她,一直在等。”
顾拾站在门口,夜色里,风很大。
他忽然,全明白了。
母亲,不是在逃。
母亲,是在等。
等楼塌,等地裂,等机器自己出来。
等一个,能渡它的人。
那个人,她等到了。
她等到了父亲。
她等到了,他。
他低头,看着那份档案。
档案的最后一页,还有一行字。
是批复人的笔迹,和那个“准”字,一模一样:
“沈念秋,若追回,不予收编,从重处置。”
“从重处置。”
顾拾捏着那行字,指节发白。
戚北堂,1988年,要收编母亲。
母亲脱离后,他要“从重处置”。
母亲逃了三十年。
“今晚,我去总署。”他说。
“去做什么?”老周问。
“去,把这份档案,还给他。”顾拾说,“连同,账。”
“他约你,是想要机器。”老周说。
“我知道。”顾拾说,“可我也想,问他一件事。”
“什么事?”
“问他,”顾拾说,“1988年,他收编我妈的时候,知不知道,我妈看见楼底下,有东西。”
他顿了顿:“他要是知道——1988年,他就知道。”
“那这栋楼,这场火,这三十年的账,就是他,一早就算好的。”
老周坐在门槛上,抽完最后一口烟,把烟头,摁灭。
“去吧。”他说,“你爹要是还在,他也得去。”
顾拾把档案,装回牛皮纸袋,放进帆布袋。
他背上帆布袋。
机器,他没有带。
他走出门,走进夜色里。
身后,老周的声音:“小拾。”
他回头。
“机器不带,是对的。”老周说,“你去谈账,别带刀。”
顾拾点了点头,继续往前走。
他要去,问戚北堂,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