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日晌午,我请王倩在党校外头一家面馆吃饭。
她穿便装,扎着马尾,进门时我还愣了一下。在李家坳村口见她那次,她穿着白大褂,蹲在石阶上,脚踝肿得像馒头,冷汗把头发都浸湿了。我背着她走了两里多路,到乡卫生院时自己的衬衫也湿透了。
她一直记着这事。我没绕弯子:“王倩姐,我遇上点麻烦,想请你帮个忙。”
她把筷子放下,问什么麻烦。
她点了一碗素面,我要了一碗牛肉的。她说不必这么客气,我说不是客气,是这家的牛肉面实在。
我把匿名信讲了,没提周德望的名字,只说乡里有人眼红,往县里递了黑材料,告我作风不检点。
她皱起眉:“这种事查无实据,一般不影响培训。”
我说我知道。我怕的不是这封信,是它被归了档。县里有些部门收到这种信要备案,一旦入档,以后就是个疙瘩。
她沉吟了一会儿,点头:“你说得对。这事可大可小。”
然后她抬眼:“我替你问问。我爸那儿应该有办法。”
我心里松了口气,面上却做出为难:“这样会不会太麻烦王部长?我就是个临时工,这点小事惊动他,不合适。”
她笑了一下:“你救过我,这不算麻烦。再说我爸那人,最烦背后使阴招的。他知道了,准要管。”
我说那就拜托了,别的不敢多求。
这话我是真心的。这份交情是救命的交情,不是换前程的本钱。求人开口,一次只能求一件,求多了,情就薄了。
她走之前问了一句细的:“信是寄到哪个部门的?”我说听说是县人事局转的。她点头,说那就更该问,转来的信最容易入档。
她这句话,把事情的关节点了出来。
面馆里就我们两个客人,老板娘在灶后头剁葱。王倩声音不高,说到“入档”两个字时把筷子放下了。
她这人做事有分寸:答应之前先把难处说清,答应了就不再问第二遍。
吃完面,她先走。我坐在面馆里把那碗汤喝完,心里踏实了些。可踏实归踏实,我也清楚:靠山是别人的,只有自己立得住才算数。
当天下午,班里组织下基层,去城郊黄泥岗镇看新农村建设。三十八个人挤一辆大轿子车,走了四十分钟。
车进镇口时,路边新刷的标语还没干透,红漆在墙上流了一道。镇干部站成一排迎人,脚上的胶鞋都干净,一看是特意换的。
黄泥岗镇的书记姓马,四十来岁,个高,嗓门大,站在镇口迎人,先跟郑科长握了手,再挨个扫了一遍我们。
大棚里闷热,塑料布上挂着水珠。马书记伸手在架子上掐了根黄瓜,擦两下递给郑科长,说尝尝。郑科长接了,咬了一口,说甜。
这个动作我看在眼里:他先给的是郑科长,不是旁人。谁在他眼里重,一眼就看出来。
他带我们看蔬菜大棚、看养猪场、看新修的村道。一路讲得兴起,讲镇里怎么凑钱、怎么调地、怎么跟县里要项目。讲到项目,他手指往县城方向一指:“钱从哪儿来?从上面来。上面凭什么给?凭你报得实、干得快。”
我跟着队伍走,看一处记一处。这镇子的底子不厚,可项目一个接一个,说明这人在县里能说得上话。
饭前他站在门口迎,握了我的手,多问了一句:“你爹在家种地?”我说种地,也烧过炭。他哦了一声,说烧炭的手上有劲。
中午在镇食堂吃饭。马书记端着杯子挨桌敬,敬到我这儿,停下来打量了我一下。
“小伙子,哪个乡的?”
我说清水乡,李少宗。
他“哦”了一声,声音拖得长:“清水乡。山旮旯里出人。”
我以为这就过去了。他却把杯子往我面前一放,又问:“你们后山那片,还归村里管?”
我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这话问得不对。一个镇党委书记,头回见面,不问乡里产业、不问评比、不问培训,先问后山那片地归谁管。
我说归村里,地权前阵子刚核过。
他点点头,又问了一句:“山上那几孔老窑,还有人上去烧炭吗?”
我说早不烧了,塌了半边。
他笑了笑,拍了拍我肩膀:“好好干。县里就缺你们这种从基层干起来的。”
他走开两步,又回过头,像想起什么:“你爷爷叫什么名?”
我说叫李有福。
他噢了一声,说这名字好,有福。说完笑着走了。
我端着碗坐在那儿,后背起了一层凉。他问的不是我,是我爷爷。一个镇上的书记,头回见面,问我爷爷的名字。
说完就往下一桌去了。我坐在那儿,把碗里的饭扒了两口,没吃出味。
临走时马书记在镇口送,挨个握手。握到我的时候他手上用了力,说了句:“你们清水乡后山那条路,不好走吧?”
我说不好走,下雨天车轮打滑。
他松开手,说改天得上去看看。
回程的车上,赵大成凑过来低声说:“少宗,你觉不觉得,马书记对你有点特别?”
我说有吗,他对谁都热情。
他摇头:“不一样。他对别人是客气,对你是上心。他问你的话,跟问我们的不一样。”
我说他能问我什么,我一个临时工。
赵大成还想说,我把话岔开了。
可我心里已经翻了几个来回。马书记知道我什么?他知道我姓李、从清水乡来、家里后山有几孔老窑。这三样,随便哪个乡干部都说得出来。可他问得那么准,问得那么顺,像是有人事先给他铺过。
李广志临行前那句“县里有人在查后山那片炭窑地”,忽然从脑子里跳出来。
车窗外的地方在往后退,路边的白杨一棵一棵过去。我把这几个月遇上的“好”都过了一遍:罗四海对我好,是想让我闭嘴;李广志对我好,是拿我当刀;周德望对我坏,是我挡了他的路。这位马书记跟我八竿子打不着,凭什么上心?
要么有人托他照看,要么他想从我身上摸点什么。
这两样,都不轻松。
楼下传达室的老头在烧蜂窝煤,炉子上一股硫味。我问他今年冬天冷不冷,他说冷,比去年冷。
回到党校已经天黑。我在楼下没直接上楼,站在院子里抽了半支烟,把今天的事理了一遍:王倩答应去问,马书记问后山,苏晚说那封信不是一个人写的。
我把烟抽到一半就摁了。夜里冷,手指僵。楼上有人在窗口打电话,声音压得低,听不清说什么。
三件事,看着不相干,可都在往一个地方指——我这个人,从村里出来,身后拖着一片山。有人想借我,有人想试我,有人想把我连根拔起来。
两天后,王倩打来电话,说信的事查清了,是清水乡有人恶意举报,县里批了查无实据,不入档。
我在电话这头说了三声谢。
挂了电话,我靠着墙站了一会儿。这一关算是过了。可我心里没多少欢喜。
信不入档,说明王部长肯替我说这一句;也说明,有人早就知道这信会来,甚至知道它会被压下。
回屋后我翻开本子,把今天的事写成三行:马问后山,马问窑,马问爷爷名。写完在旁边画了个圈,圈里写两个字:有人。
有人在我前头走过这条路。我得弄清楚是谁,走到哪一步了。
我把手里的烟头在墙上摁灭,看着那点红消失。
我翻出本子,在最后一页添了一行:腊月里得回村一趟,上后山。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忽然想起马书记那句“改天得上去看看”。他说改天,可能就是这几天。
事情没完。信是明面上的刀,扎不进人,就还有暗处的。下一刀会从哪儿来,我得先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