培训过了大半,离结业还有半个月。
这半个月,我白天上课,晚上把班里三十八个人的底细在心里过筛。周德望那边没有新动作。匿名信被批了查无实据,他大概也明白,手伸不进党校这堵墙。
可我不敢松。记仇的人不会只扎一刀。
班里的课已经讲到乡镇财政那一节。教员在黑板上画了个圈,说乡镇的钱就这么多,谁先伸手谁先拿。底下有人笑,笑声不高。我坐在后排,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还在旁边画了个小圈。
这三个月学到的东西,比我在乡里干半年都多。可学得越多,越觉得自己从前是闭着眼走路。
正琢磨着怎么防他,马铁山那边先动了。
那天晚上我从自习室回宿舍,楼道的挂式电话响。接起来,那头声音很厚:“李少宗吗?我,黄泥岗的马铁山。”
我握着听筒站直了些,说马书记好。
他笑,说没啥大事,人在县城办事,路过党校想起我,问一句培训怎么样。
我说挺好,学了不少。
他停了停,说明晚县城有个饭局,让我过去坐坐,认识几个朋友。
我嘴上应得快,说马书记抬举我,我一定到。挂了电话,我站在楼道里没动。
一个镇党委书记,专程打电话请一个培训班学员吃饭,这不合常理。上回在黄泥岗,他问我后山、问我老窑、问我爷爷的名字,三问都问在根上。这回的饭,八成为着同一件事。
出门前我在党校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包烟。烟不贵,一块二,为的是桌上递一圈,手上有东西,不至于空着手坐着。买烟时我又想了一遍:他们谈地,我要谈什么?谈乡里的评比,谈培训的课,谈黄泥岗的大棚。谈得越远,他们越急。
去还是得去。不去,等于把门关死;去了,至少能看清桌上坐着谁。
第二天晚上,县城西街一家酒楼,二楼雅间。我推门进去,马铁山已经在了,旁边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头发花白,脸圆,正端着茶。
马铁山起身招呼,说这位是县国土局的郑副局长。
我手上的筷子停了半下。国土局管地。
我把手伸出去,恭恭敬敬地叫了声郑局长。他握住我的手,握得不轻不重,眼睛在我脸上停了一瞬。
坐下之后,郑副局长先不问正事,问我哪个乡的、多大、家里几口人。问得慢,像闲聊,可每一句都在编一张网。
马铁山借口去点菜,出了雅间。门一关,郑副局长把茶杯放下。
“小李,你家那片炭窑地,眼下谁在照看?”
我说我爹和我,荒山一片,也没啥照看不照看。
他点点头,又问:“确权办过了没有?”
我说办过。前阵子乡里搞地权核查,四至都登记了,县里批了。
他把杯子放下,又问了一句:“你爹叫什么名字?”
我说李守义。他点头,像在心里记下了,说这名字听着老实。
一个县国土局的副局长,第一次见面,不问我在乡里干什么,先问我爹叫什么。这话问得像随口,可问的是户口册上那一栏。
他噢了一声,端起茶慢慢喝,不再问。可那一眼,落在我手上,落在我端杯子的姿势上,看得比问话还细。
马铁山回来时菜已上齐,四个凉菜四个热菜,一瓶本地曲酒。他给我倒了一盅,说年轻人少喝点,尝尝。
马铁山说起黄泥岗今年的项目,说报了三个,批下来一个,还有一个卡在县里,缺个指标。他说这话时看了郑副局长一眼,郑副局长没接。
这一眼我看在眼里。他们之间不是一般的关系:一个要指标,一个能批地,中间隔着的那一层,就是人情。
席间两人聊县里的见闻,说哪个乡修了路、哪个厂子上了新设备,我听着,偶尔应一句。
酒过两巡,马铁山把筷子放下,像随口提起:“对了少宗,我听说你们清水乡后山那片炭窑地,是你家的祖产?”
我做出一点惊讶:“马书记怎么知道?”
他笑:“我这人爱打听闲事。你们李家坳那片窑地,在县里有点名气。”
我说一片荒山,能有什么名气。
他把酒盅在手里转了半圈:“那你就不知道了。那片地,解放前有大故事。”
我端着杯子没动,说没听我爷爷提过。
他看了我一眼,声音低了些:“我也是听老辈人讲的。说那片地底下埋着东西。有人说是当年那户人家藏的银元,有人说是军火。传了几十年,谁也没挖出来。”
我装出恍然的样子,说原来这么回事,我还当就是片荒山。
他接着说了一句:“前些日子,县里有人对那片地忽然来了兴趣,说要搞地质勘探。你说怪不怪。”
我想起我爷爷的本子上,五二年那本土地登记册,还有六三年那份封存请示。三样东西都在乡里,都在县里能查到的地方。真要勘探,勘探队进山之前,得先调底册。调谁的?调管地的人的。
郑副局长坐在那儿,正好是管地的人。
我把这七个字在心里翻了翻:地质勘探。
后山那几孔窑塌了半边,坡上连条正经路都没有,勘探什么?这话是说给我听的,还是拿这话试我?
他说话的口气像在念文件,可“配合”两个字咬得重。什么叫配合?地是你的,事是别人的,你只管别挡路。
我端起酒盅敬了他一盅,说郑局长放心,乡里的事我懂。
喝到第三盅,马铁山说起闲话,说县国土局矿管科有个姓高的科长,上月停了职,说是核查旧账。他说这话时眼睛没看我,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应了一声,说那挺可惜。
心里却记住了:矿管科,管的就是山里那些窑、矿、坑。一个管这摊事的人被停职核查,核查什么?
他接了酒,说年轻人懂事。
郑副局长一直没插话,这时才抬了下眼皮,说勘探是上面的事,地方上配合就行。
就这一句,把两人分工露了出来:一个递话,一个压秤。
散席时马铁山拍我肩膀,说往后常联系,在县里有难处尽管找他。我说谢谢马书记。
出了酒楼,夜风很硬。我站在路边看他俩上了一辆吉普,车灯扫过街面,走了。
往回走时路过一家国营饭店,门口还挂着营业的灯。我进去买了两个馒头,边走边吃。冷的馒头硬,嚼着反倒让脑子清楚。
我想到一件事:马铁山今晚一句没提“合作”。他要的是看我怕不怕。我要是当场追问“勘探什么时候来”,他就知道我急了;我要是装作不在意,他反倒摸不准。
还有一个缘故:他既然能请来国土局的副局长,说明他在县里的人情比我厚。这种人递话,多半不是想帮我,是想先看我怎么接。
所以我一口没问。
我在原地站了一会儿,把今晚的话按顺序摆开:先问谁照看,再问确权,再抬出解放前的故事,最后说县里要勘探。
四步,一步比一步深。前三步是摸底,第四步是敲。
想明白这一层,我反倒松了口气。他们既然是在试,就说明他们也不确定。不确定的人,做事会留余地。这份余地,就是我能用的地方。
他们要知道的只有一件事:我到底知不知道那片地下头有什么。
回到宿舍,赵大成已经睡了,孙立国还靠在床头看书。我脱鞋时他抬了下眼:“喝酒了?”
我说喝了两盅。
他说:“黄泥岗那位请的?”
我手上一停,问他怎么知道。
他把书翻过一页,说:“他上礼拜在党校门口等过你,你没在。他在楼下站了十几分钟。”
说完就不吭声了。
我躺下,把这条也记进去:马铁山找过我两回,一回没找着。
那说明他不是临时起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