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道身边睡着谁,心里反倒定了。
怕的是看不见的敌人。看得见的,就能算。
递饵之前,我先摸清一件事:孙立国到底在替谁跑腿。他请假条上的理由写得规整,可每次回来都要在小本子上记几笔。有一回他洗澡,本子摊在枕头上,我看见第一页写着一个地名:黄泥岗。后面跟着一个日期。
黄泥岗。马铁山的地界。
这条线一接上,我心里那张图就清了一半。
我决定递个饵。
那天傍晚在宿舍,赵大成正在擦鞋,我坐到他对面,压低声音:“大成哥,我跟你说件事,你别往外传。”
他立刻放下鞋刷,凑过来。
“我爷爷年轻时候在县城做过买卖,听说存了点老物件,一直没找着。”
他眼睛一下瞪圆:“什么物件?”
我摇头:“我也说不清。就听他说是件能传家的东西。临走前他想告诉我在哪儿,话没说完就走了。”
“我一直琢磨着,哪天回村好好找找。”
赵大成听得入神,说找着了可得让他开开眼。我拍他一下,说那是自然。
说这话时孙立国就在屋里,靠在上铺看书,一页没翻。
当天夜里,他又去了杂物间。
“……有新情况。那小子说他爷爷在县城做过买卖,存了件能传家的老物件,一直没找着。听那意思,可能在后山那片地里。”
“要是能找着那东西,比单弄一片地值钱。”
“行,我继续盯。你那边也准备准备。”
我躺在上铺下头,闭着眼听完,心里数了一下:钩下去了,鱼咬得不轻。
可我留了个后手。我跟赵大成说的是“县城做过买卖、存了物件”,一个字没提窑底。他们要是照这个方向查,查到的只会是我爷爷在县城的那几年,查不到窑里。
分组是当众抽的。郑科长把五个写着乡镇名的纸条折好,放在一个搪瓷缸里,让各组组长上来抓。第三组组长是沈倩,她伸手进缸里,摸了很久,抓出来一张,展开,念了“清水乡”三个字。
底下有人哦了一声,说第三组运气好,能去山里吃腊肉。
我坐在第三排,看着她的手。她摸得太久了,摸的时间足够把缸里的纸条捏一遍。
两天后,班里组织社会调查,分五个组下乡镇。名单贴出来,我在第三组,组里五个人:我、赵大成、沈倩,还有两个别乡的。
调研地点:清水乡。我站在名单前看了很久。
全班十四个乡镇,偏偏抽到清水乡。抽签是当着人抽的,可抽签的人在谁手上,我不知道。
上车前我提醒自己:这趟回去,我不是回乡的人,是被人领着回乡的人。
赵大成一路上兴致高,说这回能尝我们村的腊肉。我笑着应,耳朵却一刻没停。
进乡政府院子时,正碰上罗四海从办公室出来。他看见我,先愣了一下,随即堆起笑,说小李回来了,出息了。我说罗支书好。他眼睛往我身后那几个学员身上扫了一圈,问这是县里来的调研组?我说是。他点头,说那得好好接待,转身走了,走时脚步比平时快。
我把这一幕记下。罗四海见我带人回来,第一反应不是问调研什么,是问“县里来的”。在他眼里,县里来人比自己村的娃回来要紧得多。
招待所在乡政府后院,两排平房,屋里一张木床、一张桌、一只痰盂。我把窗推开,能看见后山那道脊。
到清水乡已是下午,住乡政府招待所。晚上我在屋里整理材料,隔壁有声音。
沈倩。“……你放心,我安排好了。明天调研的时候,我想办法把他引到后山那片窑地去。”
“……对,就是那片。只要他到了那儿,剩下的事就好办。”
我坐在桌前,手里的笔停在纸上。
沈倩。县妇联来的,说话轻声,借稿子时把纸理得整整齐齐。她也在这张牌桌上。
可她跟孙立国不是一路。孙立国电话里那句“她背后的人跟咱们不是一路”,我记着。两拨人,都盯着同一片地,彼此还提防。
这就有意思了。
第二天上午调研组进李家坳,看村道、看沼气池、看新修的排水沟。沈倩一路记,记完就问我两句,问得都是村里的旧事。
走到村口老槐树下,她像不经意地说:“李少宗同学,听说你们后山那片窑地风景不错,调研完了能不能顺路去看看?”
我说行,那片地我熟。她眼睛亮了一下,说那太好了。
我带着他们上了山。坡陡,草深,走到半坡赵大成已经开始喘。沈倩穿的是布鞋,走得稳,一步一步踩在石坎上,比两个男学员还稳。
这一点让我心里有数:她不是头一回走山路。
到了窑口,我指着那圈塌了的土拱,说这就是老窑,我爷爷那辈还烧过炭,后来封了。
沈倩蹲下看了看窑口,问封了多少年。
我说听老人讲,解放前封过一回,后来六几年又封过。
她哦了一声,又问:“这地原来就是你们李家的?”
我说原来不是。
她抬起头。我说听我爷爷讲,这地的旧契上是个老姓,年头太久,村里没人认得出那户人家了,地一直是我们种着、我们管着。
她追问:“怎么就散了?”
我说兵荒马乱的年月,散的人家多了。具体怎么散,老辈人不讲。
她没再问,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这地方真安静。
安静这两个字,她说得很轻。
我站在她侧后,看她眼睛往哪儿落。她先看窑口,再看坡上那道石坎,然后往西边那片洼地看了很久。看得不慌,像是心里有图,在对。
我胸口像被人按住。她不是来寻宝的,她是来核地形的。
寻宝的人会问“东西埋哪儿”,核地形的人只对位置。
下山时她走在我旁边,忽然问:“你们村的旧档案,还在不在?比如土改那几年的册子。”
我说不知道,档案在乡里。
她点点头,说调研材料要写沿革,想找点旧资料。
我说那得问乡里档案室。
她说好。我忽然想到另一层:她要册子,孙立国要地底,两拨人都没提要“挖”,都要“查”。查是要手续的。手续在谁手上,谁就能名正言顺地进山。
这一句,把她的来路露了半截:她要的不是银元,是册子。
正想着,门被敲了两下。开门,是罗四海,手里提着一兜鸡蛋,后头跟着跛六。
他说小李回来考察,乡里得尽点心意。我说罗支书这就见外了,调研是公事。他笑着把鸡蛋往桌上一放,说不值钱,自家鸡下的。
他坐下,问我这次回来待几天。我说三四天。他又问,调研组看什么。我说看村道、沼气、排水。
他点头,眼睛却扫了一眼窗外后山的方向,问了句:“后山那边,也去看?”
我说看情况。他笑了,说那山上没什么看的,几孔破窑,草比人高。
我说是啊。
他起身走时,把鸡蛋留下了。我送到门口,他回头压低声说:“小李,你如今是县里的红人。村里的事,你多替我说两句。”
我说罗支书放心。
关上门,我看着那兜鸡蛋,心里明白这不是礼,是话头。他来试我这次回来是公干还是查事。
晚上回招待所,我坐在床沿,把今天的话一句一句理出来:她引我上山,不看窑口看地形,最后问土改册子。
三样凑在一起,她背后的人在找一样东西——一九五二年那份土地登记册。
那本册子上有什么?我爷爷那辈的地,是从谁手上转来的,四至怎么划的,谁签的字。全在上头。
我躺下,眼睛盯着天花板。三条线摆在面前:孙立国那一拨要摸地底,沈倩这一拨要找册子,马铁山和郑副局长在中间压秤。
我伸手把灯拧暗。暗下来的屋里,后山的轮廓从窗口挤进来。那几孔窑在夜里看不出形,可我知道它就在那儿,像一张合着的嘴。
三拨人,一样的目的地。而我,是唯一能给他们开门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