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晚郑科长把我叫到办公室,屋里就一盏台灯。
他没绕弯子,说:“你这次分得重,我得跟你说句话。”。我说您讲。
“清水乡那摊事,你自己清楚。回去以后,公事公办,别沾后山。”。
我说后山是我家的地。
他看了我一会儿:“是你家的地,不假,但也正因为是你家的地,你才更要小心。你一旦被人盯上,最先出事的不是地,是人。”
我没说话。他把台灯挪了挪,光偏了。
“去吧。”他说,“记住我这句。”
结业那天下了雨。
雨不大,落在党校院里的梧桐叶上,一片一片地响。教室里三十八个人坐得笔直,桌面上只放一支笔、一个本子。郑科长站在前头,念结业总结,念了二十分钟,最后把一张纸举起来。
“分配方案,念一遍。有意见,散会后到我办公室提。”
他念得很慢,一个一个来。钱志远,县委办综合科。
底下一片低声议论,有人回头看他。他坐在斜前方,脊背没动。
沈倩,县妇联,副科级。她站起来,微微鞠了一下。赵大成,县农业局。
他挠了挠头,回头冲我笑了一下,那笑有点苦,等于原地没动。
孙立国,红柳乡政府办公室副主任。
他自己站起来,说了句谢谢组织,声音很平。
念到我这儿,郑科长停了停,抬眼扫了一圈,才开口:“李少宗,清水乡党委委员、副乡长。”
教室里先是没声音,静得能听见窗外的雨。然后议论起来了。
“副乡长?他不是临时工吗?”
“三个月,就副乡长了?”
“摸底第三,演讲第一,人家有本事。”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掐了一下。疼。
四个月前我还在乡政府楼道里给人倒茶,茶壶把手上缠着胶布。现在这个名字后头跟了五个字。
钱志远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没有笑,是在量:量我这个没背景的人,凭什么跟他平起平坐。
散会后他走过来,伸出手:“少宗,恭喜。以后县委办和清水乡,常来往。”。我握住他的手,说钱科长抬举。
他把手收回去,压低声音:“我上回说的话,还算数。你要是哪天想动一动,来找我。”
我说记着。他走了。我站在原地,把这句话在心里翻了个面:他不是舍不得我,是舍不得一个能干活的人。留着这句话,是留一条后路。
赵大成过来使劲拍我肩膀,拍得我半边身子发麻:“少宗!副乡长!我就说你有出息!”
我说大成哥,运气。他说:“什么运气,我天天跟你一个屋,我怎么没这运气。”
我笑,心里却想:你要真知道我半夜听见了什么,未必愿意要这份运气。
孙立国是最后过来的。他站在我面前,脸上挂着淡淡的笑:“李副乡长,恭喜。”。我说立国哥别这么叫。
他点头:“行,少宗。红柳乡离清水乡四十里,往后有事,我过来。”。说完他就走了。
四十里。我在心里记下这个数。他调到红柳乡,看着是离我远了,可红柳乡往北就是黄泥岗,往西就是我们清水乡的后山。这个位置,是退,也是布。
收拾行李时雨停了。我提着一个帆布包下楼,路过教务处,看见门口贴着新的分配表,红纸黑字。我在自己那一行前站了一会儿,然后走了。
临走前我在宿舍最后看了一眼。上铺空了,孙立国的铺板擦得干净,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这种人走的时候不留痕。
班车是下午两点。车上人不多,我靠着窗坐。路是土的,颠,车过一道坎,人的骨头都跟着跳。
车到清水乡集镇,天已经擦黑。我拎着包下车,站台上站着四个人。
党政办的刘淑芬在最前头,后头是民政口的一个干事、一个通讯员、还有一个我不太熟的乡干部。
“李副乡长,您回来了。”刘淑芬接过我的包,动作利索。果然体制内的消息都是自己长翅膀的,我自己人还没到乡里,任命的新职务却是比我先飞回来了,这短短时间,看来知道的已经不在少数了。
我说刘主任,别这么叫,还是叫少宗。
她笑得合宜:“那可不行,规矩是规矩。”
我看着她这张脸。四个月前我第一天报到,她把一摞材料往我桌上一放,说小李,先把这些抄了。今天她替我拎包。
世上的事就这么直接,不用人解释。
刘淑芬走在我侧后,说了句:“罗支书下午来过一趟,问您什么时候到。”
我问他说什么了。“没说什么,就笑,说李乡长回来了,村里得摆一桌。”
我心里记下。摆一桌这三个字,摆的是酒,目的却是试探我这个人。
乡政府院里灯已经开了。我进院子的时候,好几个窗户后头有人往外看。
李广志在办公室等。他坐在桌后,面前放着一杯茶,见我进来,抬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我坐下,说李书记,我回来了。
他打量了我一会儿,说:“三个月,人瘦了,眼神倒是沉了些。副乡长,咱们乡多少年没这么年轻的干部了。”
我说是组织培养,也是您平时教导。
他摆手:“客套话就免了。你回来,我这儿多个人手,也是多一份担子。”
他端起茶喝了一口,慢慢说:“分工明天班子会上宣布。你先有个数:民政、扶贫,还有国土。”
我听到国土两个字,手指在膝上收了一下。
国土管全乡的地、宅基地、矿山。这摊事肥,也烫。
我说国土这摊子重,我怕接不住。
他笑:“接不住也得接。你从村里出来的,地的事你懂。再说,你在县里学了三个月,正好用上。”
他又补了一句:“国土所老魏年纪大了,快退了,所里的事你多上手。去年那个土地整理项目,卷宗都在,你先看看。”。我说好。
他端起茶,眼皮没抬:“看归看,别急着动。”
他这话说得温和,可我听着不像托付,像试探。试探我会不会推,推了,他就知道我胆子小怕事;接了,他就知道我有贪念。
我说那我接。他点头:“有难处随时来找我。”。我说好。
下楼时碰见苏长河。他抱着一摞卷宗从档案室出来,见了我,停下脚步,说了一句:“回来了。”。我说叔,回来了。
他把卷宗往怀里颠了颠:“往后说话注意分寸。你现在不是抄材料的了。”。我说我记着。
他点点头,走了两步又回头:“有事别自己扛,先来找我。”
我应了一声。这个乡里,肯跟我说这种话的,只他一个。
出了办公室,我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西边的天还剩一线红。炊事员在厨房里剁菜,声音很响。
从乡政府到李家坳五里路,我走着回去。路上没人,田里的稻茬还立着。走到半道我停下来,回头看乡里的灯。灯不多,就几盏,可那几盏里头,有一盏是我的窗。
我回李家坳时天全黑了。我娘在村口等着,见了我,上来拉住我的手,上下打量了半天,说瘦了,也黑了,县里的饭不好吃吧。
我说娘,县里的饭哪有您做的香。
我爹坐在门槛上抽旱烟,见我回来只说了一句:“饭在锅里,自己盛。”
我应了一声,进屋。走过他身边时我看了一眼他的手,烟杆在抖。
吃饭时我把任命说了。我娘手里的筷子停在半空,过了好一会儿才回过神,眼泪掉下来:“你爷爷要是还在……”。后头的话她没说完。
我爹抽完一锅烟,把烟锅在鞋底上磕了磕,说:“少宗,副乡长是官。当官就得替民做主。咱老李家不求你发财,只求你手上别沾黑钱。”。我说爹,您说的我记着呢。
吃饭时我娘又问县里的干部吃什么、住哪儿,问得很细。我一样一样答,答到她放心为止。她这辈子没出过县,最远到过镇上。她问这些,不是好奇,怕也就是想知道儿子在外头有没有吃苦头。
那一夜我睡在老屋的炕上,窗外山风过屋檐,呜呜地响。
我睁着眼想:明天开始,我在那个院子里,不再是倒茶的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