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福来的账本,顾拾看了三天。
账本不厚,封皮磨得发白。可里面的每一页,都是一条命。
顾拾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周福来的字,写在结尾:
“我替人,收了一辈子尾。可我,没替自己,收过尾。
我的尾,是——我知道太多,不能说。
我,死在,不能说里。”
“我知道太多,不能说。”顾拾念着这行字,把账本,放在柜台上。
他伸手,搭上账本。
指尖,凉。
他闭眼。
画面,涌上来。
是一间办公室。办公室不大,一张旧桌,桌上,堆着一摞档案。
周福来,坐在桌后。他四十多岁,圆脸,戴一副旧眼镜,头发稀稀拉拉。他面前,摊着一份档案,正拿笔,一个字一个字地填。
档案的抬头,写着:“清,记录表”。
他填得很慢。填到“处置方式”那一栏,他停住笔,抬头,看了看窗外。
窗外,是总署大楼的后院。院子里,光秃秃的,一棵树也没有。
他低下头,在“处置方式”一栏,写下两个字:“待办”。
他把档案合上,放回桌上那摞档案里。那摞档案,很高,像一座,立着的碑。
画面,一转。
还是那间办公室。可桌上的档案,少了。
周福来,坐在桌后,比上一次,老了。他手里,拿着一本新账本,正把旧档案上的人名,一个一个,抄进去。
他抄得很慢,抄一个,停一下。
他抄到“穆大川”这个名字的时候,停住了。
他放下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男人,三十多岁,方脸,穿着旧工装。男人抱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两个人,都在笑。
周福来看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他自言自语:“穆大川,1985年,清。他的娃,小清,送到了,总署办的孤儿院。”
他把照片,放回抽屉,重新拿起笔,在“穆大川”的名字后面,写了一行小字:
“其子,入总署教养。更名:郝清。”
顾拾的手,在账本上,抖了一下。
郝清。
穆大川,是郝清的爹。
他睁开眼,看着那本账。
“穆大川,1985年,被清。”他说,“他的儿子,被总署收养,更名郝清。”
“郝清,是穆大川的儿子。”
他坐在柜台后面,把这行字,看了很久。
郝清,戴金丝眼镜,手腕上一条黑蛇纹身。他像一条,总署养的蛇。
可他,是穆大川的儿子。
他知不知道?
顾拾把账本,合上,收进保险柜。
他给老周,打了个电话。
“老周,”他说,“你认识穆大川吗?”
电话那头,老周沉默了一会儿,说:“穆大川。认得。1985年,无回处的清道夫。”
“清道夫?”
“无回处的清道夫,是替被清的人,收尾的。”老周说,“穆大川,是干这个的。他收了一辈子尾。”
“他,被清了?”顾拾问。
“1985年,被清了。”老周说,“他收尾的时候,看见了一样东西。看见了,就得清。”
“他看见了什么?”
“不知道。”老周说,“只听说,他从那以后,就疯了。”
“疯了以后,”他说,“被送进了,城北疗养院。”
“后来呢?”
“后来,”老周说,“死在疗养院里。”
“哪一年?”
“1995年。”老周说,“疯,疯了十年。”
顾拾握着手机,站在柜台后面。
“他疯了十年。”他说,“他疯的时候,想说什么?”
“没人知道。”老周说,“他谁也不认。他只会,画画。”
“画画?”
“他疯的时候,总画画。”老周说,“画了一屋子。疗养院的人说,他画的东西,看不懂。全是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
“一个小孩。”老周说,“画上,总写两个字——‘小清’。”
顾拾握着手机,站在柜台后面,心里,一阵一阵地发紧。
穆大川,疯着,画了一屋子画。
画上,全是一个小孩。写着“小清”。
他疯了,忘了自己是谁。
他记着的,只有他儿子。
“老周,”他说,“疗养院,还在吗?”
“在。”老周说,“城北,老疗养院。1998年,关了。”
“关了?”
“疗养院关的时候,”老周说,“穆大川的画,被收进了,疗养院的库房。”
“库房还在吗?”
“在。”老周说,“那地方,后来租给了人,当仓库。”
“仓库还在城北?”
“在。”老周说,“城北,第三医院对过,那片旧楼。”
顾拾挂了电话,站起来。
他背上帆布袋,把账本,放进袋里。
“我去城北。”他对郑福生说。
机器里,郑福生的声音:“去做什么?”
“去找穆大川的画。”顾拾说,“他的遗,还在那儿。”
他走出拾遗堂,往城北走。
城北第三医院对过,是一片旧楼。楼是老式红砖的,墙皮剥落,门脸改成了仓库,堆着水泥、沙子、木板。
顾拾找到仓库的门,敲了敲。
没人应。
他绕到楼后,看见一扇侧门,挂着锁。
锁是旧的,锈了。他找了根铁丝,捅了捅,锁开了。
他推门进去。
仓库里,黑。一股陈年的灰味。
他打着手电,往里走。
仓库很大,堆着杂物。靠墙,摞着一排木箱。木箱上,落着厚灰。
他一个个打开。
前几个,是旧书、旧报纸。
开到第五个木箱,他停住了。
木箱里,是一摞画。
画,是拿铅笔画的,纸都黄了。画上,是一个小孩。
小孩,有时候蹲着,有时候站着。画的小孩,脸是模糊的,只有轮廓。
每一张画的角上,都写着两个字:小清。
顾拾蹲在木箱前,一张一张地看。
画了,几百张。
几百张,全是同一个小孩。
他翻到木箱底。
最底下,压着一幅画。
那幅画,不是小孩。
画上,是一间屋子。屋子里,一个人,跪在地上。另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低着头。
跪着的人,画的是穆大川自己。
站着的人,脸,画得很清楚。
顾拾的手,停住了。
他认得那张脸。
是戚北堂。
画下角,写着一行字:
“他让我,看一样东西。我看完了。他清了我。”
顾拾蹲在仓库里,看着那幅画,看着那行字。
穆大川,被清之前,看了什么东西?
他看完,戚北堂清了他。
像母亲一样。
像涂伯年一样。
看见的人,都要被清。
顾拾把那幅画,从木箱里,拿出来。
他伸手,搭上画。
指尖,凉。
他闭眼。
画面,涌上来。
1985年。总署,地下一层。
一间屋子,没有窗。屋子的铁门,关着。
屋里,只有一张桌子。桌上,放着一台机器。
不是收音机。
是机器的核心。
灰白色的壳,方方正正。壳上,刻着一行小字:
“记名者,记己。”
穆大川,站在桌前,看着那台机器。
戚北堂,站在他旁边:“大川,你收了一辈子尾。今天,让你看个底。”
穆大川,伸手,搭上机器的外壳。
他闭眼。
他看见的,不是机器。
他看见的,是一排一排的人。
那些人,排着队,一个一个,走进机器。
机器,把他们的名字,记下来。
队伍很长。他数不清。
他看见,队伍里,有他认识的。
有,无回处的。有,总署的。
有,他自己清过的。
他睁开眼,手,在抖。
“署长,”他说,“这是……什么?”
“这是底。”戚北堂说,“净字计划的底。机器,记着每一个被清的人。”
“可你看见的,”他说,“是它记着的样子。”
“大川,”他说,“你知道得太多了。这行当的规矩,看见底的人,不能活着出去。”
“你清了那么多人,”他说,“你也,被清一回吧。”
穆大川,站在桌前,看着那台机器。
他忽然,笑了。
“署长,”他说,“我收了一辈子尾。我清的每一个人,我都记着他们的名字。”
“我记着,”他说,“可我不说。”
“我不说,”他说,“是因为,说了,他们,就白死了。”
戚北堂看着他:“那你这辈子,收的尾,算什么?”
“算账。”穆大川说,“我替他们,记着账。”
画面,断了。
顾拾蹲在仓库里,睁开眼。
他手里,握着那幅画,指节,发白。
1985年,穆大川,看见了机器的底。
机器记着的,是所有人。被清的,清人的,都在。
他看见了。
戚北堂,清了他。
“清了我,让我儿子,忘了我是谁。”穆大川的画外音,在顾拾耳边:“可我记着。”
“我记着,我有儿子。他叫小清。”
顾拾把画,收进帆布袋。
他走出仓库,站在城北的街上。
风很大。
他掏出手机,给白处长,打了个电话。
“白处长,”他说,“郝清,你知道多少?”
白处长在电话那头,想了想:“郝清。戚北堂身边的人。总署的刀。”
“他,是穆大川的儿子。”顾拾说。
电话那头,安静了很久。
“穆大川,”白处长说,“1985年,无回处的清道夫。他被清以后,他儿子,被送进总署的孤儿院,更名郝清。”
“郝清,”他说,“不知道,他爹是谁。”
“他被清过。”他说,“戚北堂,在他十岁那年,清了他。他忘了,他叫小清。”
顾拾站在城北的街上,风很大。
“郝清,”他说,“被清过。”
“清过。”白处长说,“戚北堂,把他清干净了。他以为,他是总署养大的。他以为,他叫郝清。”
“他不知道,”他说,“他爹,叫穆大川。”
顾拾握着手机,站在风里,很久,没有说话。
“白处长,”他说,“郝清,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白处长说,“戚北堂批捕以后,他就辞了职,消失了。”
“他消失了。”顾拾说,“可他爹的遗,还在这儿。”
“穆大川的遗,”他说,“是要,让他儿子,知道自己是谁。”
他挂了电话,站在城北的街上。
冬天的风,吹过来。
他背紧帆布袋,往回走。
他要想办法,找到郝清。
告诉他:你叫小清。你爹,叫穆大川。
你爹,画了一屋子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