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更梆子刚敲过两下,西厢房的门帘被人从里头掀开一条缝。
戴大宾光着一只脚,贴在门框上听了听。
隔壁柜台前,马蜂拨着算盘,噼啪,噼啪。老妈子在东头灶间涮碗,碗碰碗,叮当。
东跨院那一溜客房,鼾声一声压着一声。十几号贩布的脚客,睡得死。
他把帘子放下,缩回屋角,拢了拢散下来的头发。
桌上一盏油灯,灯芯压得极小。肺里那根旧刺,一抽一抽,跟着心跳走。
出门前算过的账,他又过了一遍。
出南门三十里,一道坡,两边山坳,林深树密,车过那片林子就是落刀的地方。
他现在出不了这间屋,递不出一张纸条。包袱搜过,鞋底翻过,袖管里都捏过一遍。
可东跨院那十几号脚客,明日天不亮就动身。他们走到哪儿,话就带到哪儿。官道上活得最快的,是走脚的嘴。
他得赶在青布小车前头,把“三十里坡有刀”放进他们嘴里。
头发散着,袍子皱成一团,一只脚光着。这副模样不用装,昨夜在荒坡上滚了一身泥,回来就没收拾过。
疯要怎么疯,给谁看,看多久,看完怎么收,这几样他一样一样摆过了。
他先是咳了两声,压在喉咙里,咳完拿手背抹了一把嘴角,把散下来的头发往前一捋,散得更乱。
门外脚步过去一趟。马蜂端着茶碗,从西厢房窗下走过,往柜台上一搁,坐下了。
戴大宾等那算盘声又响了三下,猛地从草堆上爬起来。
门闩是虚掩的。他一推,“吱呀”一声,光脚踩过院子的黄土地,直奔东跨院。
“老虎!”
他一脚踏进东跨院的天井,扯着嗓子就喊。
“山里有老虎!”
一溜客房的灯,一盏一盏亮了。
门帘掀开,探出七八个脑袋。有人披着衣裳,有人只穿着中衣,眯着眼,一脸睡意。
“哪来的老虎?”为首一个老伙计,五十来岁,山羊胡,披着一件老棉袄,站到天井当中,“这荒村野店,哪来的老虎?”
“南边!”戴大宾跳着脚,手指头直指南边,“出南门,走三十里,那儿有老虎!”
“三十里?”老伙计皱眉,“三十里坡?那坡上连兔子都没几只。”
“有!”戴大宾忽然把声音压低,凑过去,两只眼睛瞪得溜圆,“不光有老虎。那边有人挖坑,坑里插着刀。刀亮闪闪的,一排。”
老伙计的脸,白了一下。
“你说什么?”
“刀!”戴大宾把手掌竖起来,比划了一个长条,“这么长。插在坑里。人一脚踩空,扎个透。”
“刀有几把?”老伙计盯着他问。
“一排。”戴大宾手指头点着地面,“这边三把,那边四把,树后头还蹲着人。”
“谁挖坑?”
“穿短打的。”他拍了拍自己的腰,“腰里鼓,走路不响。”
“你怎么瞧见的?”
“我趴在草里看见的。”戴大宾说,“老虎在树上,人在坑里。我躲在石头后头,不敢出声。”
“你这疯子……”老伙计往后让了让,声音却压得低了,“你怎么知道?”
“我看见了。”戴大宾嘿嘿一笑,忽然又跳起来,扯着嗓子喊,“别打南边那条道走!那边有人挖坑!坑里插着刀呢!”
这一喊,东跨院剩下的客房也全吵开了。
一个年轻伙计揉着眼出来:“哥,深更半夜的,一个疯子喊两句,您还当真?”
“当真不当真,”老伙计没理他,蹲下去摸了摸自己的鞋尖,“哥走南闯北二十年,过了多少道坡。”
“坡上有没有坑,坑边藏不藏人,脚底下清楚。”
“那也不能因为一句话,多绕两天脚钱。”另一个伙计嘟囔,“西边那条道,绕过去多走两天,盘缠谁出?”
“脚钱要紧,命要紧?”老伙计一瞪眼,嗓门压得低,却硬,“你们要走南边,自己走。我这一队,明儿一早,绕西边。”
“哥——”
“少废话。”老伙计挥挥手,“都回屋睡。天亮动身。”
“绕西边遇着劫匪呢?”年轻伙计不服,“这条路我走过三回,平坦得很。”
“三回平坦,不等于第四回平坦。”老伙计说,“你家里还有老娘,你拿命赌平坦?”
“可他一个疯子……”
“疯子嘴里也有真话。”老伙计说,“走脚的人,听见坑、听见刀,就得绕。这是规矩。”
年轻伙计不吭声了。
“哥,真绕西边,多出来的脚钱,谁补?”另一个伙计问。
“从我份子里扣。”老伙计说,“真要出了事,你娘找谁补去?”
“西边那条道我不熟,遇上劫道的怎么办?”
“劫道的图财不图命。”老伙计说,“南边坑里的刀,图的是命。”
“那疯子说的,能信几分?”
“信三分就够绕路了。”老伙计说,“走脚的人,命是自己的,赌不起。”
那两个伙计还想说什么,被老伙计一人瞪了一眼,耷拉着脑袋回了房。
老伙计又瞅了戴大宾一眼。这疯子披头散发,光着一只脚,偏把“坑里插刀”四个字,说得清清楚楚。
“这位爷。”老伙计拱了拱手,往后退了两步,“您这话,我记下了。”
“记下就好。”戴大宾冲他摆摆手,“老虎记着,刀也记着。”
“爷是哪一路的?”
“我?”戴大宾歪着头,在原地转了半圈,“我是回家种田的。田在南边,坡在南边,老虎也在南边。”
“跟谁来的?”
“跟车来的。”他指了指西厢房方向,“车在西边,人在东边,老虎在南边。”
老伙计听不明白,也不再问。走脚二十年,怪人嘴里的话,听一半,留一半。
“爷,您回屋歇着吧。”老伙计说,“夜里凉,别光脚在外头站着。”
“脚不凉。”戴大宾低头看了看自己的光脚,“脚凉了,心就热了。”
老伙计咂摸不出这句话,摇了摇头。
“爷,您说那坑,在坡左还是坡右?”老伙计又问。
“左边。”戴大宾指了指西边,“沟口,酸枣丛后头。”
“酸枣丛我知道。”老伙计说,“往年打柴都走那儿过。”
“坑边上可有草?”老伙计又问。
“酸枣丛挡着。”戴大宾说,“看不见刀,看得见坑边的新土。”
“今年别去了。”戴大宾说,“坑里等你。”
“你这话说得人后背发凉。”
“发凉就对了。”戴大宾咧嘴,“发凉的人,绕着走。”
“坑有多深?”
“没量过。”戴大宾两手比了个深坑的样子,“掉下去,摸不着底。”
老伙计沉默了一会儿,把棉袄裹紧了些。
“爷,您贵姓?”
“姓戴。”
“戴什么?”
“戴帽子的戴。”戴大宾拍了拍自己的头,“帽子没了,姓还在。”
“探花的探花?”老伙计随口问。
“花没了,探还在。”戴大宾说。
“您这是往哪儿去?”
“南边。”他说,“回家。”
“家里还有什么人?”
“我娘。”戴大宾的声音低了一点,“我娘咳。”
老伙计瞅着他,半晌没再问。走脚的人有走脚的规矩,人家不愿说的,不追着问。
戴大宾转身往回走。走到院门口,又回头补了一句:
“三十里坡——别去——”
老伙计把这四个字,死死攥在了心里。
西厢房窗根底下,马蜂端着茶碗,站在阴影里,脸沉得像水。他没敢上前拦。拦了,倒像是怕他喊。
老妈子从灶间探出头,压着嗓子:“就由他这么喊?”
“喊。”马蜂从牙缝里挤出一个字,“疯子喊两句,谁往心里去。”
“方才那老伙计,可往心里去了。”
“去了又怎样?”马蜂把茶碗往柜台上一顿,“他一个贩布的,还能管到刘府头上来?”
“那疯子喊的是坑,是刀。”老妈子说,“万一传出去……”
“传出去也是疯子的话。”马蜂打断她,“你去把他屋看住,别让他再出来。”
“要不要我过去把他拽回来?”
“拽什么。”马蜂说,“拽回来,倒显得咱们心虚。由他喊。”
“他这一夜喊出去,明日脚客都知道三十里坡。”
“知道又怎样?”马蜂冷笑,“路是他们自己选的。咱们只管送咱们的人。”
“他方才喊的三十里坡,要不要拦着他,明早别再提?”
“拦什么。”马蜂说,“天不亮就动身,他睡得着?”
“万一脚客真绕了道……”
“绕道是他们自己怕。”马蜂说,“咱们的车,照走南边。”
老妈子缩回去,接着涮碗,碗碰碗,叮当,比先前响。
东跨院队伍末尾,一直没吭声。
一个账房模样的中年人,靠在廊柱底下,青布长衫,手里一册小本子。
他等天井里的人都散了,才慢慢从怀里摸出那本册子,就着廊下那盏小油灯,添了一笔。
他记的不是货。
他写的是那疯子喊的四个字:三十里坡。
老伙计回房经过,瞥见他本子上的字,停了一步。
“你记这个做什么?”
“记路。”账房先生合上本子,“走脚的人,坡名地名,都得记。”
“一个疯子的话,也记?”
“疯子的话,有时比正经过堂的供词还真。”账房先生说。
“你走哪条线?”老伙计问。
“京师到临清。”账房先生说,“这条线我走了八年。”
“那你说说,三十里坡真有坑?”
“有没有坑,到了坡前看草痕就知道。”账房先生把本子揣回怀里,“草倒着,人蹲过;草立着,没人。”
“坡上草痕,先生几时去看?”
“天亮就看。”账房先生说。
“先生懂行。”老伙计说。
“这坡名,先生从前听过?”
“听过两回。”账房先生说,“回回都有人折在那儿。”
“走脚的都懂。”账房先生说,“不懂行的,早埋在半道上了。”
“你说这疯子,是真疯还是假疯?”
“疯不疯,话不假。”账房先生说,“话到了坡前,草会说话。”
老伙计瞅了他一眼,没再问,回房去了。
账房先生抬起头,隔着半个院子,往戴大宾那间西厢房的窗看了一眼。
那一眼不长,看完,他也回了房。
戴大宾退回自己屋里,反手带上门。
门闩落下来的那一瞬,他顺着门板,慢慢滑坐下去。
后背贴着冰冷的木板,两条腿伸在地上,光脚的脚趾蜷了蜷。他抬起手,看自己的手心。
满手冷汗,在油灯底下亮着一层。
他把那只手在袍摆上擦了擦。又想起什么,抬手抹了一把脸,把散到额前的头发挽回去,挽到脑后,用一截旧布带松松系住。
做完这些,他才把一口憋了半夜的气,慢慢吐出来。
吐到一半,喉咙里那根刺又抽紧。他弯下腰,压着嗓子咳了两声。咳完摊开手,掌心里一点暗红,被他就着袍摆擦净了。
门外,老妈子的脚步从窗下过去,停了一停,又走了。
“老虎……坑……刀……”他对着门板默念,“话先到坡前。”
明日这一队脚客,天不亮就动身。他们会把“三十里坡有老虎、有坑、有刀”的话,一路逢人便说。
不等那辆青布小车到坡前,这话先到。
廊下那盏小油灯,被风刮得晃了一晃。
明日天不亮,这队脚客就要动身;那四个字,先他一步往三十里坡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