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雪停了。
顾拾下了山,回城,去了清道班的老屋。
这一回,没有人拦他。
廊下的年轻人,看见他,只问了一句:“管事,下山了?”
“下山了。”顾拾说。
他绕到后头,推开佟管事的屋门。
屋里,还是那样。一张床,一张桌子,一口樟木箱子。
他搬来凳子,伸手,在屋梁上,摸。
摸到一把钥匙。
他打开箱子。
箱子里,是一摞账本。
最上面一本,是穆大川的。
账本下面,还有几本。有佟德全年轻时抄的净字账,有一本,封皮上写着“电台旧账整理”。
还有一本,没有名字。封皮,磨得发白。
顾拾先拿起那本没有名字的,翻开。
里面的字,是佟德全的。
第一页,写着:
“师父走了以后,我怕忘。所以,我把他的话,抄下来。”
“1985年3月2日。师父说,小满,手要稳。”
“1985年3月9日。师父说,小满,字歪了,名就歪了。”
“1985年3月15日。师父说,小满,你将来,要是能一直记字,就好了。”
一页,一页,都是这样的话。
“1985年4月1日。师父走了。我,没送他。”
“1985年4月2日。我把师父的账,收进箱子。锁上。”
“1985年4月3日。夜里,梦见师父,在灯底下抄字。”
顾拾一页一页,往后翻。
越往后,记的越少。
“1986年。一年,没梦见师父了。”
“1987年。听说,师父在城北,疯着。”
“1988年。不敢去看。”
“1989年。梦见师父,画了一屋子画。”
“1990年。师父,走了。”
“师父走了以后,我把他的画,都收起来了。”
“画里的孩子,叫小清。”
“我不知道,小清,在哪儿。”
顾拾合上那本账,放在一边。
他又拿起那本“电台旧账整理”,翻了翻。
这本账,也是佟德全抄的。字,整整齐齐,一看,就是记字人的手笔。
账上记的,都是电台的旧事。哪年进过什么机器,哪年修过什么线路。
翻到后面,有一页,记着:
“1993年,秋。仓库,进一台旧机器。包装箱,收音机。编号,无。”
“1993年,11月17日。夜。有人,进仓库。”
“后事,不详。”
“后事,不详。”顾拾念着。
“佟德全,”他说,“你抄到这,就不抄了。”
“你,”他说,“不敢,往后抄。”
“因为,”他说,“那一夜的事,你,不敢记。”
“可你,”顾拾说,“还是,把那一页,夹进了,师父的账本。”
“你,”他说,“想记,又不敢记。”
“记字人,”他说,“到底是,记字人。”
他合上那本账,放在一边。
他拿起穆大川的账本,翻开。
账本的第一页,是穆大川的字:
“净字账,穆大川,抄。”
字,工工整整,一笔一划。
顾拾一页一页,往后翻。
账本上,记着名字,记着处置方式,记着年月。
翻到1985年那一页,顾拾停住了。
那一页上,写着:
“穆大川,处置。遗:机器。未净。”
“未净。”顾拾念着。
“处置方式:未净。”他说,“1985年,他师父,没被清干净。”
“可账上,”他说,“记了。”
“记了,”他说,“就不算,白清。”
他继续往后翻。
账本的后半本,是空的。穆大川,1985年以后,没有再抄。
顾拾用手指,摸了摸那些空白的纸页。
“穆大川,”他说,“你1985年以后,一个字,也没写。”
“你疯着的时候,”他说,“画了那么多画,却没写,一个字。”
“因为,”顾拾说,“你怕,你写出来的字,会抹掉什么。”
他坐在屋里,看着那些空白的纸页,很久。
账本的最后一页,夹着一页纸。
纸,是旧纸,黄了。边角,卷着。
纸上的字,不是穆大川的。是另一笔字。
比穆大川的字,要急一些。
是佟德全的字。
顾拾展开那页纸。
纸上,记着一行字:
“1993年11月17日,夜。电台,进楼五人。守真,长庚,念秋,福来,灰衣。”
“进楼五人。”顾拾念着。
“守真,长庚,念秋,福来。”他说,“这是,照片上的四个人。”
“第五个,”他说,“灰衣。”
“灰衣,”他说,“是谁?”
他握着那页纸,站在屋里,很久,没有动。
“1993年,11月17日,电台,进楼五人。”他说。
“烧死四个,”他说,“实为五个。”
“第五个,”他说,“是灰衣。”
“可我妈,”他说,“是念秋。”
“念秋,”他说,“在五人里头。”
“那,”他说,“烧死四个,实为五个。五个,是哪五个?”
“守真,长庚,念秋,福来,灰衣。”他说。
“可官方,”他说,“记的,是四个。”
“四个,”他说,“是哪四个?”
“烧死的四个,”他说,“是谁?”
他站在屋里,心里,一点一点,凉下去。
“如果,”他说,“烧死的四个,是守真,长庚,福来,灰衣。”
“那,”他说,“念秋,就是,那个,走进机器的。”
“可照片上,”他说,“念秋,在。”
“念秋,”他说,“活着,走进了机器。”
“四个,”他说,“烧死四个。”
“守真,长庚,福来,灰衣。”他说。
“长庚,”他说,“是我爹。”
“我爹,”他说,“烧死在了,电台里?”
顾拾握着那页纸,站在屋里,像被抽走了力气。
“我爹,”他说,“没死。”
“他,”他说,“活到了,我长大。”
“他,”他说,“把拾遗堂,交给了我。”
“他,”他说,“死在我跟前。”
“他,”顾拾说,“不是,烧死在电台的。”
“那,”他说,“官方记的四个,是谁?”
“进楼五人,”他说,“烧死四个。”
“五减四,”他说,“剩一个。”
“剩的,”他说,“是,走进机器的。”
“走进机器的,”他说,“是我妈。”
“那,”他说,“烧死的四个,就是,守真,福来,灰衣,还有……”
他停住了。
“还有,”他说,“谁?”
“长庚,”他说,“不在里头。”
“我爹,”他说,“没烧死。”
“那,”顾拾说,“烧死的四个,到底,是谁?”
他握着那页纸,在屋里,站了很久。
纸上的字,是佟德全抄的。
佟德全,为什么抄这一页?
他抄这一页的时候,心里,在想什么?
“佟德全,”顾拾说,“你把这页纸,夹进你师父的账本。”
“你,”他说,“是想,让谁,看见?”
他想了想。
他把那页纸,收进怀里。
他要把这一页,带回拾遗堂。
他要问母亲。
灰衣,是谁。
烧死的四个,是谁。
他锁上箱子,走出老屋。
他没有把账本带走。
账本,是佟管事的。佟管事说,交给他。可他想,等佟管事回来,当面,再取。
他只带走了那页纸。
那页,1993年11月17日的旧账页。
他走出老屋的时候,天,已经过午了。
阳光,淡淡的,照在青砖墙上。
他站在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老屋。
“净”字,在门上,旧旧的。
“净字,”顾拾说,“记,不抹。”
“可清道班,”他说,“抹了一辈子。”
“佟管事,”他说,“你抹了一辈子名。最后,把自己,也抹成了,空的。”
“你,”他说,“现在,不空了。”
他往城北走。
走到半路,他忽然,站住了。
他想起来一件事。
白守真,在机器里,说过一句话。
“认了,就干净了。”
白守真,认了什么?
“他,”顾拾说,“认的,是,他是那场火里的人。”
“他,”他说,“是,烧死的四个,里的一个。”
“白守真,”他说,“烧死在了,1993年,11月17日。”
“可他说,”顾拾又想,“认了,就干净了。”
“他认的,”他说,“是什么?”
“他认的,”顾拾想,“是他,站在火里。”
“他没有跑。”他说,“他,看着火。”
“他在等。”他说,“等机器,被带走。”
“机器,”他说,“是我妈,抱走的。”
“我妈,”他说,“跑进了地窖。”
“守真,”他说,“拿自己,换了机器。”
“他,”顾拾说,“是壳。他,替机器,挡了火。”
“壳,”他说,“就是,白守真。”
“他,”顾拾说,“没死。他,还在机器里。”
“他说,”他说,“认了,就干净了。”
“他认的,”顾拾说,“是他,没拦住,那场火。”
“他,”他说,“没能,让五个人,都出来。”
顾拾站在路上,风,吹着他的脸。
“五个人,”他说,“出来两个。”
“三个,”他说,“在火里。”
“三个,”他说,“守真,福来,灰衣。”
“那,”他说,“灰衣,是谁?”
他站在原地,冬天的风,吹着他的脸。
“1993年,进楼五人。”他说。
“守真,长庚,念秋,福来,灰衣。”
“四个人,活着出来。”他说。
“一个,走进机器。”他说。
“灰衣,”他说,“还活着吗?”
他不知道。
他只知道,这一页纸,要把1993年的那场火,重新,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