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化九年,七月。
京里。
“林先生。”
“有信。”
“哪来的。”
“莆田。”
林瀚站起来。
他这几年的俸,大半换成了学生的纸笔,自己没有一件新衣。
“莆田。”林瀚说。
他接了信。
他拆开。
信很厚。
信封上是柯潜的字,封口那个小小的‘柯’字,笔画细得发颤。
他看。
看了一遍。
他又看一遍。
“先生。”学生说。
“谁的信。”
“柯学士。”林瀚说。
“柯学士是谁。”
林瀚把信折了一角。
“京里的学士。”
“学士给先生写信。”
“写了。”林瀚说。
“信上说什么。”学生问。
林瀚把话咽了回去。
“他要死了。”林瀚说。
学生只摇了摇头。
“学士要死了。”
林瀚把信按在桌上。
“先生怎么办。”
“我走。”林瀚说。
“去哪儿。”
“莆田。”林瀚说。
“莆田多远。”学生问。
“两千里。”林瀚说。
“两千里,几天。”
“三十日。”林瀚说。
两千里,三十日,他在心里算了一遍:一天要走七十里。
他把这三十日记在手心里:一天七十里,落雨就少走十里,剩下那两天,留给莆田城里的门。
“先生走三十日。”
林瀚没有接这句。
他站起来。
“收拾。”
“带什么。”
“带一样。”林瀚说。
“书箱。”林瀚说。
“书箱里是什么。”
“是学生的书。”林瀚说。
“带它做什么。”
林瀚只抬了抬眼皮。
“我带。”
走得第一天,他遇一个人。
“老先生。”那人说。
“我不是老先生。”林瀚说。
“背这么重的箱子。”那人说。
“我背得动。”林瀚说。
“歇一歇。”那人说。
“我赶路。”林瀚说。
“赶什么。”那人问。
“赶一个人。”林瀚说。
“那个人病着。”
林瀚脚下没停。
“病着的人,等不了。”那人说。
“我知道。”林瀚说。
“那走快些。”那人说。
“我走快。”林瀚说。
他走了。
他走得快。
走了半天,他停住。
“老先生。”那人在后头喊。
林瀚回过头。
“你的东西。”那人说。
林瀚看。是书箱的带子。
带子断了。
断口是新茬。他把断绳缠在手上,弯腰抱起那口书箱。
“断了。”
“怎么走。”那人说。
林瀚半晌没答。他把箱子抱起来。
“我抱着走。”
“抱不动。”那人说。
“我抱。”林瀚说。
书箱压在臂弯里,书角硌着肋骨,他没有放。
他换了个抱法,还是硌。索性把书箱横过来,用下巴压住箱盖,压到下巴发麻。
他抱着走。
他背上的汗把里衣粘在脊梁上,走一段,就得伸手把衣裳从背上揭下来一次;歇脚时,他把里衣翻过来晾在石头上。
走了十里。
他放下。
“重。”
“我帮。”那人说。
“你帮。”林瀚说。
那人帮他。
两人一起走。
那人不问他姓名,只替他抬着书箱的另一头。
“为一个人,走两千里。”那人说。
“为一个人。”林瀚说。
“那个人,是你什么人。”
林瀚只看了一眼。
“他是我先生。”
“先生。”那人说。
“先生。”林瀚说。
“老先生,你教了几年。”
“六年。”林瀚说。
“老先生,那位先生,教过你。”
“他没教过我。”林瀚说。
“老先生,没教过,也叫先生。”
“叫。”林瀚说。
他走了。
“林先生。”
“先生,赶路。”路上的人说。
“赶。”林瀚说。
“先生,赶什么。”那人问。
“赶一个人。”林瀚说。
“先生,赶谁。”
“一个学士。”林瀚说。
“先生,学士在哪儿。”
“莆田。”林瀚说。
“先生,还有二百里。”
林瀚脚下没停。
“先生,走得快。”
“我走。”林瀚说。
他走了。
走了二十七日。
“林先生。”
“先生,住店。”
“住。”林瀚说。
店里的灯油不多,他就着一盏豆大的灯,又把那封信看了一遍。
“先生,从哪儿来。”
“京里。”林瀚说。
“先生,往哪儿去。”
“莆田。”林瀚说。
“先生,一个人。”
“一个人。”林瀚说。
“先生,背着书箱。”
“背着。”林瀚说。
“先生,是教书的。”
“我教书。”林瀚说。
“先生,教几个。”
“二十几个。”林瀚说。
“先生,收多少。”
“三斗。”林瀚说。
“先生,三斗米,够吃。”
林瀚没有接话。
“先生,这一趟,为什么赶。”
林瀚挪了挪脚。
“赶一个人。”
“先生,那个人,值得赶。”
“值得。”林瀚说。
那天夜里,他坐着。
他拿着信。
他看。
“先生。”学生说。
“看了几遍。”学生问。
“五遍。”林瀚说。
“信上说什么。”
林瀚的指头在膝上点了两下。
“他把书交给我。”林瀚说。
“什么书。”
“他的书。”林瀚说。
“为什么交给先生。”
“他说我慢。”林瀚说。
“慢是好话。”
林瀚目光落在案上。
“先生慢吗。”学生把手按在桌沿上。
“我慢。”林瀚说。
“教了六年,一个没中。”学生把袖子往上提了提。
林瀚没有接话。
“还教。”学生又问了一句。
“我还教。”林瀚说。
他坐着。
“学生不懂。”
“你不懂什么。”
“教了六年,一个没中,还教。”
“因为有人要学。”林瀚说。
“谁要学。”
“二十几个。”林瀚说。
“学了,考不上。”
林瀚把袖子拢了拢。
“考不上,学了做什么。”
“学了,认字。”林瀚说。
“认字做什么。”
“认字,”林瀚说,“写自己的名字。”
学生咳了一声。
学生把砚台往桌边挪了挪,替他添了一小勺水,水添多了,墨洇开,他也没有作声。
“先生,”学生说,“这有什么用。”
“有用。”林瀚说。
“什么用。”
林瀚没有抬头。
“我讲一件事。”林瀚说。
“先生讲。”
“我听人说,”林瀚说,“柯学士在通州教过一个孩子。”
“教什么。”
“教写名字。”林瀚说。
“那孩子是第几个。”
“第十八个。”林瀚说。
“学士记着数。”
“他记着数。”林瀚说。
“为什么记数。”
“因为他知道,”林瀚说,“一个人学会写自己的名字,是一件事。”
学生没有应声。
“先生,”学生说,“学生记住了。”
那天夜里,他躺着。
他睡不着。
“两千里。”
他躺着。
“我走三十日。”
他躺着。
“他要死了。”
他躺着。过了一会儿,他坐起来。
他拿笔。
他写。
他先把纸压平,压到没有一丝翘角,才舔了笔尖。
灯芯只剩半截,他把灯往近处挪了挪,光落在纸上,纸是福州买的竹纸,边角裁得不齐。
写完,他看。
“这一封,我到了再给他。”
他把信收起来。
他躺下。
他起身时,膝盖响了一声。他把书箱挪到门口,又回头看了一眼桌上的砚台,砚池里的墨已经干了。
天没亮,林瀚又动了身。
他把那封信按在胸口。到莆田,还有三天的路。
一天,赶得上见最后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