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楼里醒木一拍,讲的正是他。
戴大宾刚在最角落一张长凳上坐下,听见台上那个名字,后背贴着墙没动。
跑堂的过来搭巾:“客官,喝什么?”
“粗茶。”
“粗茶三文。”
他摸出三文钱,搁在桌角。跑堂的拿碗倒了一碗,搁下就走。
添水的伙计拎着铜壶穿过去,壶嘴斜一抬,水柱落进碗里,溅不起一点。
邻桌两个后生嗑瓜子,壳在手心里堆成一小撮,吐到桌角,眼睛还黏在台上。
门口台阶上站着个别短棍的,没进来,靠着门框往屋里扫,扫完一桌,又看下一桌。
台上说书的是个瘦老头,青布长衫,袖口磨亮,手里一把折扇。
“话说那新科探花,姓戴,福州人氏,殿试那年二十有三,钦点状元及第——”
底下有人嗑瓜子,有人嗑得正香。
戴大宾端起茶碗,碗沿烫手,他吹了吹。
“这探花郎中了状元,圣上赐婚,招他做驸马。”说书人扇子一摇,“他倒好,金殿之上,三杯黄汤下肚——”
底下有人催了一声。
“撒起酒疯,骂了满朝文武——”
“好!”有人喊了一声。
“这一疯,功名没了,官也革了,如今画影图形,天下捉拿!”
台下哄笑一片。
戴大宾把茶碗放下。
他坐的角落,背光,帽子压得低。满屋子人没人朝这边看。
“列位道,这探花郎疯得值不值?”说书人折扇一收,“依老朽看,不值!读书人的功名,是十年寒窗熬出来的,一杯酒,就泼了——”
“老先生。”
戴大宾开口了。
声音不高,可角落安静,台上的话头被他截断,说书人停了扇。
满屋子目光转过来。
“客官有何见教?”说书人眯眼看他。
“三处错了。”戴大宾说。
“哪三处?”
“头一处,籍贯。”他端起茶碗,“不是福州。兴化府莆田县,壶公山下。”
说书人一愣:“莆田?”
“莆田。”
“第二处,名次。”戴大宾吹了吹碗里的茶叶,“不是状元。一甲第三,探花。状元姓吕,榜眼姓景。”
台下有人交头接耳。说书人扇子在掌心里敲了两下。
“第三处呢?”
“不是酒后失仪。”戴大宾说,“那年他二十岁,没喝过酒。”
“没喝酒怎么疯的?”
“没喝。”他把话收住,“老先生接着讲,我听个热闹。”
说书人盯着他看了两息。
“客官去过莆田?”
“田埂上走过。”
“田埂上走过,怎么连状元榜眼的姓都知道?”
“听来的。”戴大宾说,“你们这一行,听来的话,也得有个准头。”
“籍贯错了,名次错了,连岁数都错了。”戴大宾说,“讲出去,人家说苏州的茶馆,讲不来书。”
这话不重,底下几个茶客笑出了声。
说书人脸上挂不住,扇子一合:“依客官说,老朽这书,该怎么讲?”
“讲准的。”
“准的是什么?”
“他写过字。”戴大宾说,“十三岁中举,文章做得好。字也好。这两条,别讲丢了。”
“十三岁中举?”说书人摇头,“客官这话,老朽头一回听。”
“你讲你的书。”戴大宾说,“准不准,自有听的人分辨。”
说书人不言语了。
他绕着台子走了两步,
忽然冲底下一拱手:“列位听见没有?这位客官是行家。老朽这一段,走了江湖十几年,头一回有人挑出三处错。”
他转回身,朝戴大宾这边拱了拱手。
“客官,受教。”
“不敢。”
“敢问客官,哪条道上来的?”
戴大宾抬起眼。
满屋子人又看过来。跑堂的在柜台后头擦碗,擦碗的布停了一下。
“莆田田埂。”他说。
底下静了一瞬,跟着哄堂大笑。
“莆田田埂!”有人拍桌子,“这位客官会说笑话!”
“田埂上能走出探花郎?”
“那是泥里长出来的!”
笑声把方才那点生分冲散了。说书人也笑,笑得扇子直抖。
“好一个莆田田埂。”他说,“老朽记下了。”
“老先生,你再讲一段。”有人喊,“讲讲那探花郎后来怎么跑的。”
“后来?”说书人瞥了戴大宾一眼,“后来的事,老朽也只听个风声。江南各府,画影图形贴得到处都是,听说人往南边去了。”
“南边是哪儿?”
“南边山多。”说书人说,“山多的地方,藏得住人。”
戴大宾端起茶碗,把碗底那点冷茶喝了。
他在袖口里摸了好一阵。指头先摸到夹层,再摸到空兜,袖口里没有一文零碎。
银子不大,边角磨圆了,是他身上最后一块。他搁在桌上,朝台上推过去。
说书人低头看见那块银子,扇子都忘了合。
“客官,这……三文茶钱,哪用得上这个。”
“老先生,讲错的三处,改回来。”戴大宾说,“往后再讲,别讲成福州人,别讲成状元,别讲成酒鬼。”
“这银子……”
“拿着。”
“客官这是赏我?”
“是买你改口。”
说书人捏起银子,掂了掂,又看了他一眼。这一眼看得久,看得细。
“客官这口音,”他慢下来,“是南边人。”
“南边人。”
“南边哪一府?”
“田埂那一府。”
说书人笑了,没再追问。他把银子揣进怀里,醒木重新一拍,接着往下讲。
这一回,籍贯改了,名次改了,岁数也改了。
讲到疯的缘由,他把“三杯黄汤”四个字略过去,只说“金殿之上,人就疯了”。
台下没人听出差别。
讲到一半,茶楼老板从柜台后头绕出来,凑到戴大宾桌边。
老板四十来岁,圆脸,袖口别着一支笔。
“这位客官,方才听您挑错,是个读书人。”他赔着笑,“小店新翻修,门匾还空着。您要是方便,赏两个字?”
戴大宾看了他一眼。
“我写得不好。”
“您谦了。”老板说,“字钱好说。”
“我身上没钱。”
“不要钱。”老板赶紧说,“就两个字,压一压匾。”
“写什么?”
“客官定。”
戴大宾起身,跟着他到柜台后。案上备着笔,墨研得半干。他把笔蘸了蘸,悬腕,落下去。
两个字:听雨。
笔锋收得瘦,末一笔往下压了压。
老板捧着匾纸看了半天,嘴里咂摸:“听雨,听雨……好,好字。”
“随便写的。”
“客官留个名?”
“不留。”
“不留名,这匾挂出去,人家问起,怎么说?”
“就说过路的客人写的。”
老板讪讪地把纸卷起来。
日头压在河面上,水泛着一层金红。临河的窗一扇一扇推开,有人探出身来收衣裳。
“客官再坐会儿?”跑堂的过来添水,“今日茶钱算小店的。”
“茶钱已经给了。”
“那两杯是我请的。”跑堂的压低声音,“城里告示贴得满街都是,客官出门当心。”
“我一个过路的,告示跟我不相干。”
“是不相干。”跑堂的赔笑,“就是提醒一句。这几日街上查得紧,逢外乡口音就问。”
“多谢提醒。”
“客官南边哪里人?”
“田埂那边。”
跑堂的一愣,跟着笑了,没再追问。
邻桌一个年轻后生一直听着,这会儿凑过来:“先生方才挑那三处错,是真读过书的。”
“粗读几年。”
“先生往后还来这茶楼吗?”后生问,“我也想听你讲那探花郎。”
“讲什么。”戴大宾说,“说书人讲得比我好。”
“说书人讲的是热闹。”后生说,“先生讲的,听着不一样。”
“热闹也是听。”
后生还要说,被跑堂的催着添茶,端着碗回了自己桌。
日头偏西,茶客散了大半。戴大宾出了茶楼,沿着河街往客栈走。肚子里空了一块。
那块碎银给出去,他身上连三文都不剩。今晚这一顿,只能省了。
街上告示栏围着一圈人。他绕到街对面,贴着墙根走。
栏上贴着海捕文书,一张压一张,最新那张边角还卷着。
文书上的人像画得潦草,眉眼跟他本人对不上。
“这逃犯,到底长什么样?”有人在栏前嘀咕。
“谁知道。”旁边人说,“画的人自己也没见过。”
“听说疯了。”
“疯了才跑不远。”
“这逃犯多大年纪?”
“听说二十来岁。”
“二十来岁就犯大事?”
“谁晓得。”旁边人压低声,“听说本来是探花郎,功名利禄都在眼前,不知怎么就疯了。”
“探花郎也会落得这般田地?”
“天底下的事,谁料得准。”
戴大宾没停脚,从街对面走过去。
他拐进一条窄巷。
巷子尽头,停着一辆炭车。
车边站着个少年,二十上下,方下颌,眉骨高。手里一把炭叉,跟江上那条快船上的是同一个人。
戴大宾的脚步停了。
少年从车板上拿起一个布包,递过来。布包不大,裹得严实,隔着布也能觉出里头的分量。
“爷爷说,路上冷。”
戴大宾看着那个布包。
巷子里风穿堂过,吹得炭车上的碎炭渣子滚了一圈。
他伸手接了。
布包入手,沉,里头是几块上好的硬炭,棱角齐整。
少年没再说第二句话,把炭叉往肩上一扛,推着车,从巷子另一头走了。车轮碾过石板,吱呀一声,远了。
戴大宾站在巷子里,手里攥着那个布包。
他没道谢。
巷口墙上贴着一张海捕文书,纸角被风掀起一半。文书上画着一个人,眉眼潦草,帽子戴得歪。
他把布包揣进怀里,贴着左肋那片伤处。
出巷往南,官道在镇子外分了岔。一条通杭州,一条翻山往浙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