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个。”关吏挎着刀,在木栅前头一个一个验文书。
戴大宾夹在挑担的行商中间,站在队尾。左臂的伤用布条吊在胸前,袖口磨得发黑。
关墙是青石垒的,墙头插着一杆旧旗,旗角褪成了灰白。
“下一个。”
前头一个挑盐担子的,双手把文书递过去。
“哪儿来的?”
“福清。”
“担子里什么?”
“盐。老总要验?”
“不用。”关吏翻了翻文书,抬头看了看人脸,挥手放行,“过吧。”
担子吱呀吱呀进了关。
又一个贩布的过去。文书验得快,问了两句布价,也放行了。
排在他前头一个背竹篓的山民,回头瞅了他一眼。
“兄弟,你也是贩笔墨的?”山民低声问。
“嗯。”
“我怎么看你不像做买卖的。”
“做买卖的脸上写字?”
“不像。”山民说,“你这眉眼,像读书人。”
“读书人也得吃饭。”
“那倒是。”山民缩了缩脖子,“关上盘得严,你文书带齐了?”
“带了。”
“齐了就好。”山民转回头去,“前几日有个单身的,没文书,叫关吏扣下了,到现在没出来。”
“那人犯了什么事?”
“谁知道。”山民说,“单身走路的,如今都可疑。”
“可疑就扣?”
“关上就这规矩。”山民压低声音,“你少说两句,轮到你了。”
戴大宾往前挪了一步。
“你。”关吏朝他抬了抬下巴。
他上前一步。
“文书。”
他怀里那纸折好的文书还没掏出来,身边的斗笠人先伸手,把文书接了过去。
那一伸手,他瞥见对方虎口。虎口一层硬茧,茧缝里嵌着洗不净的炭灰——断崖底下接住他的,就是这只手。
“是你。”他低声说。
“过关再说。”斗笠人没抬头,“别认我。”
斗笠人双手把文书递到关吏案上。
“老总,自家兄弟。”斗笠人说,“贩笔墨的。”
“笔墨?”关吏眼皮一抬,“带了多少货?”
“货在后头。”斗笠人说,“他先过关,担子随后就到。”
“人先到,货后到?”关吏把文书展开,“路上丢下担子自己跑的?”
“担子沉,他先走两步探路。”
“探什么路?”
“探关上好说话不好说话。”
关吏哼了一声,目光在纸面扫了一遍。
戴大宾看着那只手。文书落款处盖着一方印,印文是凹下去的,笔画像刀刻。
关吏的指尖在那方印上停了一停,又抬眼,把斗笠人从头到脚看了一遍。
“从哪儿来?”
“衢州。”斗笠人说。
“走了几天?”
“十二天。”
“路上没遇上盘查的?”
“遇上两回。”斗笠人说,“都验过了。”
“验的什么?”
“验文书,验担子。”
“关卡上没留底?”
“留了。”斗笠人说,“老总要不信,往衢州去问。”
关吏“嗯”了一声,把文书卷起来,往案上一搁。
“过吧。”
就这两个字。旁边另一个老关吏本来在啃干粮,听见放行,抬了抬眼皮,又低下头去。
戴大宾迈步要走。
“慢着。”
开口的是验文书那个关吏。他把干粮匣子往旁边一推,站起身,绕过案桌,走到戴大宾面前。
“你是什么人?”
斗笠人抢着答:“贩笔墨的,方才说了。”
“我问他。”关吏盯着戴大宾,“你说。”
戴大宾抬起眼。
“一个卖字的。”他说。
“卖字的?”关吏上下打量他,“卖字的,怎么这身打扮?”
“路上摔的。”
“摔哪儿了?”
“山道上。”
“哪一段山道?”
“记不清了。”他说,“摔过好几段。”
“卖字的带笔么?”
“带。”
“笔呢?”
“丢了。”
“字都卖出去了,笔倒丢了?”
“笔轻,压不住担子。”他说,“人先过关,笔在后头。”
关吏哼了一声,目光落在他吊着的左臂上,又落到他那双手上。掌心新伤叠着旧茧,指甲缝里洗不净的炭灰。
“你这手,不像握笔的。”
“握笔的手也握担子。”
“茧子这么厚,是常年挑担磨的。”
“挑担的就不能写字?”
“写字的人,手不该这么粗。”
“我读不起书。”他说,“粗手写字,能认就成。”
关吏没接话。他围着戴大宾转了半圈,停在他身后。
“左臂怎么伤的?”
“蹭的。”
“蹭哪儿了?”
“石头上。”
“石头能蹭成这样?”
“滚下去蹭的。”
“滚了多远?”
“不长。”他说,“也就七八丈。”
排队的行商里有人倒抽一口气。
关吏站住了,重新打量他。
“字呢?”关吏忽然问。
“什么字?”
“你不是卖字的?”关吏一指身后那面青石关墙,“卖字的,字呢?写一个看看。”
排队的行商们回头望过来。挑担的把担子搁在脚边,伸长了脖子。
戴大宾看了那面墙一眼。
墙是青灰色,雨渍一道一道往下淌,墙根长着一层薄苔。墙面上零零碎碎,前人题过的字磨得只剩笔画。
“拿笔来。”他说。
关吏回头,从案上摸出一支秃笔,砚台里剩半盏残墨,一并递给他。
他接过笔。笔杆磨得发亮,笔头秃了。他蘸了墨,手腕抬起来。左臂的伤扯了一下,他眉头没动,笔锋落在关墙上。
一个“闽”字。
门字框,里头一个虫。竖折往下压,一钩挑上去,笔锋收在石缝里。墨在石墙上洇开一小圈,字却站得稳。
关吏看着那个字,没说话。
后头排队的人有人小声念:“闽。”
“福建的闽。”另一个说。
“这字写得齐整。”
“卖字的,果然有两手。”
关吏抬手,在那个字旁边摸了摸,墨还没干。他把手收回去,重新打量戴大宾。
“这字,不像卖字的。”
“那像什么?”
“像读过书的。”
“读过书,就不能卖字了?”他说,“穷书生,落了难,可不就靠这支笔吃饭。”
“读过书的,说话不是你这个腔调。”
“什么腔调?”
“读书人咬字清楚。”关吏说,“你这字里行间,全是山道上滚出来的土气。”
“土气就对了。”他说,“土生土长的闽人。”
“多大年纪?”
“二十。”
“二十就这一身伤?”
“路走多了。”
“家里还有什么人?”
“问这个做什么?”
“例行问话。”关吏说,“过关的人,都得报籍贯、报家口。”
“一个娘。”他说,“莆田壶公山下。”
“姓什么?”
“戴。”
关吏提笔在案上记了一笔,笔尖在纸上停了停。
他抬眼扫了扫墙上贴着的海捕画像,又看了看眼前这张青瘦脱形的脸,对不上。
斗笠人在旁低声补了句:“同乡行商,路引齐全。”
“进去吧。”他转身回案后,把那纸文书推过来,“下一个。”
戴大宾接过文书,折好揣进怀里。他跨过木栅门槛,斗笠人跟在后头,两人一前一后进了关。
关里头是一条土街,两边铺子挑着幌子,卖茶的、卖草鞋的、补锅的。日头偏西,光从街面上斜过去。
走出十来步,斗笠人停下了。
“就送到这儿。”斗笠人说。
戴大宾也停下,回头看他。
“文书留着。”斗笠人说,“路上再有人查,照方才的话说。”
“这文书,哪来的?”
“你不用管。”
“盖的什么印?”
“过关的印。”
“我看着不像官印。”
“像不像,关吏认了就行。”斗笠人说,“你只管走路。”
“这一路,你跟着我多久了?”
“该跟的路,都跟了。”
“你到底图什么?”
“图你把该办的事办完。”
“多谢。”
“不必谢。”
“你到底是哪一边的人?”
斗笠人没答。他把斗笠檐往上抬了抬,露出半张脸。那张脸普通,颧骨高,眼角有一道浅纹,搁在人堆里找不出来。
“有一句话,我替人带到。”斗笠人说。
“什么话?”
“有人在京里等你死。”
街上人声嘈杂,这句话压得很低,只落在他一个人耳朵里。
他胸口那口气沉了一下。
“谁?”
“等你死的人多了。”斗笠人说,“你自己心里清楚。”
“我清楚什么?”
“清楚这一路是谁在追。”斗笠人说,“追到家门口,也不会停。”
“追我的人,换过几回了。”
“换几回,根子是一个。”
“根子是谁?”
斗笠人没接。他转身往街侧一条窄巷走。
“喂——”
他追了两步。土街上人来人往,挑担的、牵驴的,把那条道堵得严实。斗笠人的短打背影混进人堆里,一晃,不见了。
他站在街心,怀里那张文书还留着折痕。
“客官,喝茶不?”茶棚老板掀着帘子招呼,“新烧的水。”
他没应。他低头把文书又摸出来,展开一角。那方阴文朱印安安静静压在落款处,笔画凹着,印泥老了,硌指腹。
这印他见过。
庚帖上一方,诏书一方。他那时没敢细想,这会儿在闽关的天光底下,那方印安安静静躺在纸上,像一道没说出口的话。
“客官?”茶棚老板又喊了一声。
他把文书收回怀里,抬眼往街尽头望。街尽头一道土坡,坡上种着龙眼树,叶子绿得发黑。
再往远,山影一层叠一层,全罩在云气里,辨不出哪一座是家山。
十三岁中举之前,他天天在壶公山脚下的田里跑,捡柴,割猪草,听田里的青蛙叫。
“往莆田去,走哪条道?”他问茶棚老板。
“顺官道往南,先到福州,再转莆田。”老板手一指,“这一程还远,客官路上慢些。”
“还远。”
“客官是莆田人?”
“嗯。”
“听口音像。”老板给他倒了一碗粗茶,端过来,“回家探亲?”
他接过茶碗,没喝。碗沿豁着一个小口,热气一缕一缕往上冒。
“回家。”他说。
“家里还有什么人?”
“一个娘。”
“那快回。”老板说,“走山道的人,家里人都盼着。”
“老人家身子可好?”
“不知道。”他说,“大半年没信了。”
“没信?”老板咂了咂嘴,“那更得快回。老人家上了年纪,一天一个样。”
“这一程路,赶得回去。”
“客官这身子,走得动?”
“走不动也得走。”
老板看了看他吊着的胳膊,没再劝,转身又给他碗里添了半勺热水。
“喝口暖的再走。”
“茶钱多少?”
“一碗粗茶,不要钱。”老板摆手,“回家的人,不跟你算这个。”
“那多谢。”
“路上看脚下。”老板说,“过了福州,再往南,才是莆田地界。”
他捧着那碗茶,站在土街当中,左臂的伤一跳一跳地疼。
怀里的文书贴着胸口,那方印隔着纸,硌着皮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