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坊的门一开,郑老板先把那捆抄本摊在柜台上。
麻绳解开,纸页一叠一叠,有的是整本抄本,有的是借去又还回来的残页。郑老板一页一页翻,翻到那篇殿试策,手停住了。
“这一篇,该刻出来。”他说。
柜台外头,张秀才坐着喝茶。
“刻书?”张秀才放下碗,“郑老板,你晓得外头如今是什么风声。”
“晓得。”郑老板说,“可这稿子压在箱子里,再过几年,纸都碎了。”
“碎了也是咱们莆田的事。”张秀才说,“刻成书,印出去,千里万里都是字。字在外头,人就藏不住。”
“文章不是罪。”郑老板把那篇策论捋平,“他这篇对策,讲的是为治在得人,讲的是民之所好好之。哪一句犯了法?”
“没犯法。”张秀才说,“可外头不管你犯不犯法。”
“外头是谁?”郑老板问。
“上头盯着的那些人。”张秀才压低声音,“你刻他的书,就是替他扬名。扬名就是一桩罪,不需要文章本身有罪。”
“那就眼看着稿子烂在箱子里?”
“烂不掉。”张秀才拍了拍那捆纸,“一人手里一页,抄了又抄。只是不刻成版,传不远。”
“传远了,你又怕。”郑老板笑了一声。
“我怕是一回事,刻不刻是另一回事。”张秀才说,“今日请老先生来,就是把这两桩事摆到一处掂量。”
周老儒拄着拐,从后堂挪出来。他听说书坊要刻书,特地过来。
“稿子拢了多少?”老人问。
“策论七篇,诗十一首,讲义几册。”郑老板说,“散在各家手里的,张秀才一处一处收齐了,抄成副本。”
“奏疏呢?”周老儒问。
郑老板翻了翻那捆纸,抽出薄薄两页。
“还有他当年在京里上的一道疏。”郑老板说,“压在通政司没发出来,副本辗转传出来的。”
“那一道,不能刻。”周老儒把拐杖往地上一顿。
堂里静了一静。
族叔公是晌午后进的书坊。老人进门先看了一眼柜台上的纸,又看了看门口。
“我不是来拦你们的。”族叔公说,“族里商量过,刻书可以,有几样东西不能沾。”
“老叔公说哪几样?”张秀才问。
“头一样,奏疏。”族叔公说,“疏上头点着人名,记着账数,哪一笔银子、哪一顶乌纱,都写在里头。”
“这种东西刻出去,就是把刀把子递到人手里。”
“第二样呢?”
“第二样,那些替他辩冤的话。”族叔公说,“什么疯癫是假的,什么婚事是被逼的。”
老人顿了顿,又说,这些话写进书里,等于替他翻案。案子没翻,书先翻了,族里上下都得跟着吃挂落。
郑老板捏着那两页疏,没作声。
“策论和诗,刻不刻?”张秀才问。
“策论是他考场上写的,诗是他平日里做的,这两样不指摘谁。”族叔公说,“要刻,就刻这两样。”
“讲义呢?”周老儒问。
“讲义是他在经筵上讲的书,讲的是圣贤道理。”族叔公想了想,“讲义可以留几篇,跟上边的人无干。”
“那就这么定。”周老儒说,“奏疏一页不刻,辩冤的话一字不录。刻策论、诗、几篇讲义。”
“族里旁人要是问起来,”族叔公说,“就说是书坊自己要刻,文稿是生员们收的,跟戴家无干。”
“戴家无干?”郑老板抬眼,“稿子是戴家的稿子。”
“文稿散在外头多年,各家抄各家的。”族叔公说,“要查,先查抄本,查不到戴家门上。高氏那边,我去说,她不沾书坊的事。”
“她屋里还收着几册原本。”张秀才说。
“原本不拿出来。”族叔公说,“留在她箱底,谁也不给。印书用的是外头的抄本。”
周老儒点头。
“这样稳妥。”他说,“书是文章的事,别把活人再缠进去。”
“书名怎么定?”郑老板问。
“不挂他的官衔。”张秀才说,“也不写探花字样。就叫宾山文稿。”
“宾山是他的字。”周老儒说,“叫得。”
稿子筛了三日。张秀才一篇一篇过,周老儒在旁边看诗。凡是涉及时事人名的,抽出来,另捆一扎,锁进书坊底柜。
剩下的策论七篇、诗十一首、讲义四篇,送刻印房。纸用的是本地竹纸,黄麻色,吸墨,印出来字口不花。
“这篇讲义讲《大学》,”张秀才抽出一页,“民之所好好之,这一篇留不留?”
“留。”周老儒说,“讲的是四书,谁也驳不倒。”
“这一篇讲水利,里头列了莆田户数田亩。”
“户数田亩是旧档,不指摘当下的人。”周老儒说,“留一半,数目抄本上不全的,删去。”
木版是老刻工雕的。雕一篇,校一篇,错字剜了重刻。郑老板守在刻房里,一块版一块版看。
“这一首咏梅,留不留?”刻工问。
“留。”周老儒说,“写的是花,是人,不指摘谁。”
“这一首写田的呢?”
“留。”张秀才说,“他在田里长大的,诗里有汗。”
第一版印出来,是个月尾。莆田城里先卖,一部卖得不快,买书的多是县学的生员、书院的书生。
“这书是谁刻的?”有生员翻着版口问。
“城南郑家书坊。”伙计答,“先生要一部?”
“要一部。”生员说,“我们书院里还有两个人想看,明日再来买。”
过了半月,福州来的书贾翻到这部稿子,带回去翻刻。书贾临走问郑老板,稿子还有没有续集。
“没有续集。”郑老板说,“他留下的就这些,散一页收一页,收齐了才敢刻。”
“策论卖得最好。”书贾说,“江南的读书人就爱看这个。”
又过了些日子,南京的文社里有人抄到策论,一传十,十传百。
“他那篇对策,”有个南京书生在文社里念完,对友人说,“十三岁中举,二十岁探花,文章是这个分量。人怎么就没了。”
“没了,稿子还在。”友人说。
“这么个人,搁在哪儿都该中进土。”书生摇头,“天不给他寿。”
“寿是一回事,文章是另一回事。”友人把册子合上,“文章留下来,人就不算全走。”
扬州、泉州、漳州,一处一处书坊跟着翻刻。有的刻全本,有的只抽策论单印。
封皮上名目不一,有的叫宾山文稿,有的叫戴编修遗稿,纸色新旧不齐,字也刻得精粗不等。
传得远了,外头只知莆田有这么一位早卒的少年编修,文章气节,落在纸上。
乡里人起先还怕,风声过去几轮,瞧着书卖出去,没人来拿人,心里才慢慢松下来。
书翻到末页,前头的策论、诗、讲义都齐了,末后留着几页空白。
有人在空白页上,凭记忆抄了另外四句。抄的是当年雪岭石壁上的炭书,字叫雨水冲得淡,当地书生拓过副本,辗转传出来的。
头一句:朝读经书暮耕田。下头接一句:儒生不识农夫苦。
第二句:汗落黄土霜满肩。接的还是那一句。
第三句:壶山老母缝衣线。
第四句:雪压南枝寒未断。
四句底下,每一句后头都跟着“儒生不识农夫苦”。抄的人字迹不一,有的工整,有的潦草,墨色有浓有淡。没有题名,没有落款。
张秀才翻到这几页,看了很久。
“这四句,”他问郑老板,“刻不刻进正版?”
“不刻。”郑老板说,“石上的字是炭写的,拓本是私录,没个准样。留在买书人手抄上吧。”
“也好。”张秀才说,“抄在书尾,往后的人翻到末一页,还能记得那面石壁。”
周老儒凑过来看了一遍。
“雪岭那回,老朽听人讲过。”老人说,“他南下路上,在石壁上拿炭写的字。雪压着,风刮着,字留不了几日。”
“拓本是当地书生揭下来的。”张秀才说,“一路辗转,才到京里,又传回莆田。”
“写的不是自己的冤。”周老儒指头点着那几行字,“写的是田里的人,山里的霜,老母手里的线。”
“这样的句子,埋在书尾,倒比刻在版上结实。”
这日书坊快打烊,进来一个买书的人。
那人穿一件青布直裰,头上方巾,进门没说话,只在架前站了一会儿。
他在架上一排书册前走过,抽出那部新印的文稿,付了钱,夹在腋下就走。
郑老板接过钱,抬头要问话,那人已经出了门。
“这位客官,”郑老板喊了一声,“还要不要目录抄本?”
门外脚步没停。街上暮色压下来,那人的青布身影拐过街角,不见了。
张秀才从后堂出来,看见柜台上搁着的钱,比书价多出一截。
“谁的书?”他问。
“不知姓名。”郑老板把多余的钱收进抽屉,“一句话没说。”
堂屋里,案上那捆待校的残页还摊着。窗外天色一点一点暗下去,刻房里的木版一块一块码在架上,新刻的字口还带着刨花木屑。
伙计上门板,一块一块嵌进槽里。多付的那截钱压在抽屉里,那人是谁,书坊里没人说得上来。